从一进门，到快出了后门，偌大的公园不见孩子的身影。兜圈子跑步的，湖边吊嗓子的，佝着头叙家常的，还有猫着腰躲在柳荫下钓鱼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那鱼不是不许钓的吗？”手里牵着的小人儿陡然问我。他一脸的茫然，瞅瞅湖边上的提示牌，昂起头又瞅瞅我。见我不语，雄赳赳气昂昂大迈几步，走到提示牌前，指着上面八个猩红的字大声念：禁止捕鱼，违者罚款。好像念给我听，又好像念给偷着钓鱼的那几个人听。我细看了那个提示牌，下面竟然还用豆粒大的小楷写着罚款的具体数目：50元。

九岁，三年级，靠在学堂里学到的那点文化，他足以读出这八个字，也能理解“禁止”和“罚款”两个词的书面意思。只是，牵涉到公共道德和道德意识这些文明理念的东西，他就不可能领悟得那么明白，那么全面。

这个年纪偶有叛逆，比如喜欢读书却不愿意背书，喜欢穿新衣服却不愿意穿统一的学生制服，有很多快乐的秘密却不愿意在作文里说出来与大家分享，那是因为本性和天性，不是恶意的对抗。

我经常想，跟他们这样的小孩儿说什么打倒、建设、恐怖、和谐、中国梦之类的，几乎都是枉然的事情，徒“教”而无功。他们不会情愿地学，因为那都是离他们遥远的情形。但是，他们学习和接触的文化里，特别是道德文化范畴里，虽然他们未必知道所以然，但他们学得快，即便被动学，长期的耳濡目染，慢慢也就成了潜在的意识。这样公然违背公共道德，光天化日钓公园湖塘里的鱼，那就是偷。孩子可能没把事情想象得那么严重，但一定觉到哪里不对头，所以才会纠缠着他信赖的父亲，非要问个彻底。

我想不出回答他问题的借口。我想说：

“他们是坏人！”

“道德只是约束那些自觉自愿和有意识的人，而不能约束天生的坏人。”

“他们钓鱼是不对，咱们不要管，不碍咱们的事，走吧。”

我拉着孩子的手要走，他使劲拽，回头苦大仇深似的看那几个钓鱼的人，嘴里囔囔着：“我要告诉警察，罚他们款。”

我想笑，笑不出来，又有点担心，说不清担心什么。对于我这个容易被思考牵着走的人，事情不可能这样就完结。

回到家，在我的建议下，孩子给公园的领导写了一封信，然后由我加工一下措词，我们一起给他们报告了所见的丑事。那里的领导很认真，回复我们：“一定加强管理，从严打击”，还说了感谢的话，激动得我们都不行了。

我又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发现的确加大力度了，提示牌下面的小楷变大了，数字也更醒目，由50元涨到200元。我站在牌子边上来了个自拍，一看，不行，后面钓鱼者的斗篷和鱼竿都进入了镜头。再来一张，OK，镜头里只有我和那个牌子了。

回家交给孩子看，他居然蹦起来，握着拳头喊噢耶。他肯定立马相信公园领导兑现了承诺，加大了管理力度，他也一定相信事情圆满解决了。他有着胜利的喜悦，好像英雄战胜了邪恶，好像他做了一件别人都不能胜任的工作。

我脸红，这样的事情很可悲。庆幸的是，解决这类公共事件不是由大人完成，而是孩子完成，至少说明这个社会还有希望。

在龙应台的文章里写到一个画面：

在欧洲，过十字路口时，人们不耐烦地等候红灯转绿，总有一半的人，两边张望一下，脚步不停，一个箭步就抢，穿过了红灯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过街的一群人里，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手里牵一个幼儿，站在路口，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忍，忍到绿灯真的亮起，才开始快快走动。那牵手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在滚动的人群里低头跟孩子说话，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

这是成人世界达成的一个默契，这是言传身教，这是文明开放的教育姿态。而这样的教育背景，与我们息息相关，又好像远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