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讲天气酷热的段子说：有个老汉摔到地上本来想讹人的，却立即站起来了。问他咋这么利索，答称马路上太烫了！而在讨论“诈摔”这类新闻事件时，有一种说法叫“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意思是这些老人本来就坏。

这种说法显然有年龄歧视，带着年轻人的道德优越感。对此，我一直不服气，曾多次在文章中反驳。比如，你看地铁里，不守秩序乱挤的大多是年轻人吧？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如此，何分年龄老少？

不过，最近经历了几件事，使我的观点有所改变。

我参团到英国旅游，那个团有30多人，一路上在旅行车里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就是几个年纪大些的人；中年人、青年人占多数，但他们每天总是静悄悄的，当然也不都是睡着了。

前两天去广州黄石东路吃一家开张不久的素食店，自助餐，每客20元，主食和蔬菜水果品种很多。广告上“65岁以上老人半价”那一句给涂掉了，为什么？因为不少老人边吃边把粽子、水果之类，往怀里揣的袋子里装，防不胜防，劝阻又伤情面。

这么看来，老人确实有他们这个年纪的人特殊的共性问题。自助餐也要“偷食”，那是经历了饥荒年代的人，留下的饥荒后遗症。就像卢梭在《忏悔录》中所写的，他年轻贫贱时养成的偷窃恶习，后来并不匮乏了也忍不住要顺手牵羊。

至于高声讲话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那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后遗症——简称“时代病”。

这种“时代病”是那么地顽固，与小偷小摸尚有耻感、只是个别行为不同，而是具有集体行动性，不仅不以为耻，反是觉得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端午节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和图片，说的是武汉市汉阳区有一个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接到居民投诉，说小区门口广场上的集体舞噪声扰民（主要是高考临近，有考生家长希望不要影响孩子学习），便出面要求舞群暂歇或者另外选址，却遭到对方的拒绝，无奈之下只好在广场上拉起了百余米长的铁丝网；但仅仅过了两天，舞迷们就剪断并挪走了铁丝网，再次“占领”了广场。

“广场舞”迷们为什么这么强悍？

这些人年纪在50岁以上，虽然生活在城镇里，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整个中国仍是农业社会，或者说有强烈的农业社会生活气息。19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市青山区（武钢所在工业区）机关工作，每天8点正式上班前忙着办公室里打开水、倒痰盂。办公室里摆个痰盂，即不随地吐痰，就算是讲文明的了。

农业时代、乡村社会，“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联络基本靠吼”，粗声大嗓门那是很自然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求爱的“山歌”（包括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酸曲”，青海的“花儿”等等民歌），无不是扯着嗓子喊，以高亢、辽阔为能为美。不就是因为非如此不能传达吗？

到了“文革”年代，到处是高音喇叭，家家有广播，动不动就有大分贝的乐声歌声响起，或有“最新指示”或通知要反复播送，管你是睡着了还是生病了要静养？

根本就不考虑他人的情境、需要和感受，在乡土社会本来就不重视个人的权利，而对个人私生活进行窥伺乃至进行道德与礼教干预，则被认为是正常的；从政治管理角度，集体主义一直被认为高于个人主义，“高音喇叭”所代表的政治权威高高在上，完全可以无视任何“小我”的利益。这种“集体”的旁若无人的傲慢，会不自觉地植于人心，成为行为模式。

分清公域与私域，尊重个体的权利，这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城市有噪声管理法规，什么时候施工队不能打桩，商店不能用高分贝喇叭在门前促销，汽车不准在城区鸣喇叭，等等。

可是，跳广场舞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高分贝的音乐声制造噪音扰人呢？除了不分公域与私域，还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倚仗吧？

事实上，城市管理的执法者，在这种情况下，接到“扰民”投诉，一般也是劝阻一下罢了，极少会像美国的警察把在公园里扭腰歌不听劝阻的华裔妇女铐走。

由大妈们的“广场舞”说到“时代病”（社会后遗症），可以归结为，中国尚在由农业（乡土）社会、“政治（或礼教）挂帅”而无视个体权利的社会、“法不责众”的人情社会，向公域私域分明、尊重个体与他人权利、法治严明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如果完成了这些转型，“广场舞”也可能是好东西。据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到访广州“花城广场”，对“广场舞”很欣赏，表示要“引进”它丰富市民的生活。可以肯定，人家引进的“广场舞”，会把音乐声响严格控制在法定噪声标准之内，对可以跳舞的区域和时间也会有严格的规定。若能如此，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

我很乐意看到广场上、公园里有人跳集体舞，却也实在讨厌她们搞得我到公园里找不到一块清净的地方发呆。

最后，我还是要说，“广场舞”之类表现了某些老年人的“时代病”，而年轻一代也有他们的“时代病”，不过具体“病症”不同罢了。报道说5月25日晚上，广西北海市一名青年男子与家人发生争吵后，迁怒广场上跳舞者太吵影响了他的情绪，一怒之下将3名跳舞者用刀砍伤。这种不计后果的暴戾是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