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始于何时，“副科病”流行起来。有研究称，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升迁比例仅为4.4%。因多年都是“副科”，不少人自嘲患了“副科病”。于是，升迁焦虑与日俱增。或认为是组织上亏欠了自己，长吁短叹，情绪低落；或萎靡不振，无心干事，沉溺于玩乐；或丧失信念，把提拔无望当成堕落理由。医治“副科病”，需要深化改革畅通上升渠道。（2014年6月4日人民网）

当了科长想当处长，当了处长想当厅长，当了厅长想当部长，在官员看似“天天向上”的背后，更多的是“官本位”意识在作怪。

“官本位”思想的形成有以下原因：一是传统原因。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于是，是否入仕为官，入仕以后能否官居高位，就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一种重要标志。“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意识的真实写照。二是经济原因。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官员掌握很大的经济资源。改革开放后,我国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建立市场经济,需要由政府来推动,官员仍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权力越高,支配的资源越多。因此,这样在客观上使得官员的权力过大,含金量过高,从而助长官本位现象抬头。三是政治原因。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比较缓慢,社会主义民主化程度低,公民政治参与不够,信息流通不顺畅,法制建设滞后,比如现在的民主选举主要是间接选举,人们对许多被选举对象既不了解,也没有选择权,造成当选者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意识。四是体制原因。公务员制度还不完善,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管理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着漏洞,这也给官本位的继续存在提供了体制方面的原因。在选拔机制方面,“近亲繁殖”甚至造成上下依附关系,结党营私。在用人方面,主要是组织部门考察任命,广大群众的意见只是作为参考,群众投票往往不公开。对人员的绩效考核,监督机制也多流于形式。

正因为“官本位”有很多“附加值”，所以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一些人“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要让官员摆脱只想着“天天向上”的不良心态，就要让官员树立“民本位”思想,在尊重每个公民的基础上牢记权力的来源,学会合法合理运用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定位于“服务”,而不是“命令”、“指挥”、“控制”。具体说来，一是要完善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官员的的选拔、任用、监督、奖惩、撤换、罢免的权力,真正交由人民群众掌握,把各级官员的政治命运,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二是要培育创业创富环境，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让人民群众从业的选择面越来越宽，让当官不再成为人人争抢的“独木桥”；三是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改变过去以行政级别划线进行分配而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特权, 使所有公务员都有发展的通道和空间，从根本改变争级别待遇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