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以前钻研过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的缘故，尽管作为市井一诉师，仍然对国家、政府和公权力的话题颇感兴趣，凡遇与此相关之事，总忍不住想评论一二，并注意公权力和商业生活的关系。

去年2月我在财新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权力和宪法的博弈中，不是权力进了笼子，就是宪法进了笼子。当然，如果最终不是权力进了笼子，而是宪法进了笼子，那就不应该了”。新一届政府去年3月组建以来，一直强调简政放权，“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此届政府也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李克强总理在就职之初就宣布，在其任期内，把现有1700多项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要削减三分之一的审批事项，即需削减600项左右，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政府已三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共计已有265项，可见本届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当然，下放算取消吗？

在中国，行政权力诸番瘦身，“赘肉”削减最多的当属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政府致力于砍除直接干预市场主体微观事务的“镣铐”，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和民众。当然，政府在给企业松绑的同时，也撤去了对企业和公众通过合法性和合规性审查而形成的保护，此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只能完全依赖自身的经验和商业判断，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应国务院的提议而重新修订的《公司法》，其中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分别应达3万元、10万元、500万元的限制。没有了最低注册资本的防线，交易相对方的商业信誉对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债权人权益就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企业过去未对商誉有足够的关注，此问题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尤为突出：从中海外放弃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而引发波兰人质疑是否还应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思考，到美国投资者对“中概股”弄虚作假的愤怒，这一切似乎与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倡导的诚实守信相背离。据报道，过去十多年里，美国证监会共查处272起海外企业财务欺诈案，其中来自中国企业的欺诈案高达71起，排名全球第一，实在令国人和海外华人汗颜。

诚信是商业社会之根本。因此，对于违反诚实守信原则的行为，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一般会给予较严重的惩罚，尤其在普通法下，惩罚性赔偿金和集团诉讼是被允许的。之前看过一篇新闻，中国某软件公司在美国因涉嫌引诱性欺诈被法院判处了6000多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惩罚性赔偿金就占了75%。这样的代价对中国企业来说可谓惨痛。不过，奇怪的是，新闻评论甚至企业自己，都一边倒的大呼“冤枉”，声称对方的行为是恶意诉讼，对企业自身商业信誉是否存在问题只字未提。

外国企业大多维权意识浓厚，但在国人看来反倒成了恶意诉讼。窃以为中国企业爱夸大不实以及财务造假一点也不感到脸红的“痼疾”也确实该整治了，行政以及司法机关都应该让没有商业诚信的企业承担巨大的经济代价，甚至可以考虑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或许，新政府全面深化的简政放权将是促进社会重视商业信誉理念、进而倒逼企业树立商誉的一个契机。

说到这个契机，我就不得不谈谈对它的几点期待。

首先，企业自我保护意识要提高。缺少了政府这个依靠，企业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可或缺。例如，企业在进入交易之前，应当对交易对手的信誉进行充分或者必要的尽职调查，还可以在交易文件中设计完善的责任、救济条款，如增加违约成本等等。

其次，政府要加强事后监管。中国政府的监管模式一直是“严进宽出”，在企业进入市场前设置诸多门槛，但进入后，政府部门又大多“懒政”，对企业的经济行为疏于检查，导致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极低，或发现后选择性执法，助长了“背信弃义”之风的蔓延。因此，转变监管模式、引进“宽进严出”理念很必要。毕竟，加强事后监管能有效防范并杜绝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对于不法行为的惩罚力度要加大。正如李克强去年所说，“要让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只有这样，方能有效倒逼企业遵守诚信原则，加强自身商誉建设。违法成本太低，根本不会对没有商业信誉的经营者起到震慑作用，更别谈对受害者的保护。大家一定还记得，当年华为、中兴放弃中国，转而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很有可能就是出于国内救济过低的考虑。原文刊登于《新世纪》杂志201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