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3日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对犯贩卖、制造毒品罪的被告人刘文彪公开开庭宣判并执行死刑。刘文彪在宣判后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举报。随即，法院暂停执行程序，并报上级法院及出庭检察机关核实。刘文彪又被押回看守所。24日，惠州中院就此事回应称：对死刑案件，即使是微小的疑点，也一定要核查，把案件办成铁案，才能够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5月26日 《新浪新闻》)

近日，惠州中院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死刑犯刘文彪在宣判后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举报，随即上演了一幕“枪下留人”。本案中，就是因为死刑犯行刑前喊冤并有重大立功举报，才暂停了死刑执行程序，以重新进行裁决。这种非正常程序的启动，凸显出司法对生命权的重视，也体现了刑事执法的理性与谦抑。正因为有了这一道重新审查的环节，让死刑判决更能经得起检验。在“临刑喊冤”后的“枪下留人”，蕴含着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先进理念，体现了司法执行中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制衡，也体现了司法正义的进步。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所言：“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对每个死刑犯的“临刑喊冤”都要予以高度重视，对嫌疑人在案件侦办、起诉、审理阶段的每一次喊冤，也都要认真倾听和关切，即便死刑犯“临刑喊冤”只是“诈冤”，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对“喊冤”的重视和关切都是万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公正司法、保障人权的努力做到极致，才能最大限度避免错判错杀“天塌下来”的悲剧。

惠州中院暂停执行死刑的做法，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历史的负责任。但遗憾的是，“刀下留人”的事情极为罕见，诸多蒙冤的死囚却没有这个幸运，正如《北京青年报》评论指出“河北人聂树斌、内蒙古人呼格吉勒图等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喊冤未能引起检方和法院的足够重视，被“果断”执行死刑，多年后真凶现身之时，他们的冤魂早已深埋地下，再无出头之日。”

当然，也有一些死囚因为害怕而妄求“枪下留人”的现象，一些得以“枪下留人”的案件，最终结果往往还是伏法枪下。例如2002年发生在陕西延安的“枪下留人”案，以枪决前4分钟最高院急令暂停执行而震惊舆论，并引起人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在暂停130天后，死刑犯还是被执行枪决。这说明，我们不能将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寄望于行刑前的非常态化制度设计上，而应从正常的刑事司法程序入手，尽可能减少错案的发生几率。

笔者认为，对每一次对“枪下留人”的关注，都让我们对司法慎重有了更为直观的体会，同时也让我们对司法常态程序机制抱有更大的期待。毕竟，法治秩序下的人们，不能将错案的发现寄托于行刑前的最后一道关卡，而应扎紧正常刑事司法程序的篱笆，通过死刑复核程序来有效发现疑点，阻隔司法正义的失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