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落马”到前任程孟仁案发，十年间，不变的是贪腐，变化的是“招数”。梳理比较二者的贪腐手段，可以看出，交通领域的贪腐经历了一个从“大胆”到“含蓄隐蔽”的演变路径。（5月20日 中国新闻网）

都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却上演了一出“前鉴不远，后车即覆”的无间道，在前任卢万里被判处死刑十年之际，竟然重蹈覆辙。从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开始，先后有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多省区交通厅厅长犯下经济大案，河南省交通厅更是创下了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共赴贪坑”的犯罪纪录。交通领域俨然成为公认的“腐败高发地”，而在这里上演的一部部“前腐后继”的无间道，究竟折射了啥？

在腐败高发地，由于利益和权力的因素，腐败现象不止并不足以为奇，但时间推移中同一位置上变的是人，不变的是贪腐，这不得不引起重视。按理说，现实版的“官场现形记”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前任的落马对现任该是最大最有力的警醒，而前任用仕途甚至生命换来的教训对现任来说却这般无关痛痒，真的是用“死”都拦不住贪腐。

贪腐高发地“前腐后继”背后折射的有官员自身的问题。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交通领域这类贪腐高发地的领导干部，当有更高的觉悟、更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稳住自己的心神抓住自己的手脚，切不可心存侥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有官卖官，有钱贪钱”，这样胡作非为无异于自杀，更可恨的是损害了群众和集体的利益。

贪腐高发地“前腐后继”背后折射的还有制度缺陷的问题。一个位置上发生个别的腐败或许是偶然，然而同一位置甚至在不同区域发生多次的“前腐后继”，这就应该考虑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是权力的公开不够全面，还是工作的环节不够阳光；是给一把手的权力过度，还是民主集中不够……只有真正地细化制度的设计，真正卡好卡准尺度，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贪腐高发地“前腐后继”背后折射的更有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在不少地方，腐败的查处缺少了主动性，有的地方是“讲人情”“卖面子”，不到万不得已不逗硬查处；有的地方甚至把“查处率”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处谁，也不是纪检和反贪部门怀疑谁就查处谁，以致于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怪象：不查，都是“好官”；一查，都是“贪官”。风平浪静的背后，实则是波涛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