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5月13日，中国广播网）

37岁的父亲，一个多么好的年龄，正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的离逝让人痛惜不已。像这样令人心痛的例子还很多，如44岁的安徽定远县单身农民刘敦和，双脚受伤感染，因没钱治疗脚部炎症恶化并坏死，其用茶杯碎片自行割掉双脚；还有很多农民工选择“鱼死网破”的方式讨要工资；有些人因为不堪承受工作的压力，选择了轻生或出现了过劳死。

这样或那样过激的行为的结果，有伤感也有甜蜜：王光荣割腕自杀后，4个孩子已经在学校就读了；刘敦和割去双脚后，得到医院和各界的救助，能在医院治疗了；农民工的“鱼死网破”后，工资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了；过劳死后，减轻工作压力，适当保障劳动者正常休息的权力提上了企业的议事日程了。

这一朝朝一幕幕，让人感觉到一丝的不安和费解。为何“阳光”总要经过“风雨”的洗礼过后，才能“照“到那些需要阳光、需要温暖的人的身上呢？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思想在兴风作浪呢？是那些自杀亦或是自残的人在“搬弄事非”，还是一些人的不作为、乱作为呢？

从农民割腕自杀，让我们看到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原来就不沾边的两回事，是否超生和收超生罚款是计生部门的事，而孩子享受义务教育是孩子的权力，是教育部门的事，为何都纠结在一起了，必须先交罚款才能上学，这是怎样的荒唐，是谁在瞎规定，又是谁在乱作为。

其实，我国《义务教育法》中第二条明确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这一点教育部门应该明白，为何会拒学生于千里之外呢？其原因我想有两点：其一是地方政府领导有“令”，没有交计生罚款的孩子不能就读，必须交了罚款之后，再来读书；其二就是教育部门只听当地政府个别领导，而不听法律、视法律于不顾。

那么，到底是权大于法呢，还是法大于权呢，在权与法的较量中谁输谁赢，我想不言而喻。其实地方政府或许也有苦衷，计生任务是一票否决的，完不成任务，就直接关系到领导个人的政绩，关系到地方政府年终目标考核；而教育部门也有苦衷，领导的话都不听，那听谁的啊，以后的调动、晋升可怎么办啊？当然，工作要做，要去完成，但总不能去突破法律的红线、道德的底线吧。

像这种互为前提、相互依赖式而又突破法律的底线的做法我想还不只于此吧，希望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都能认真自查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希望“阳光”不要总在“风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