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富人的慈善项目在中国互联网上屡屡引发争议。这从侧面说明，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社会保障已经上升至中国和美国政治日程中的最优先地位。在美国，经济政策方面最为畅销的图书是托马斯·皮克迪所着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该书提议对财富征收直接税。金融时报助理主编吉莉安？泰特描述了该书给美国公众带来的巨大影响。

“上周，一群热心的美国经济学家举行会晤，共同思考一本577页的小册子，里面有42岁的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克迪有关不公和税收政策的观点。”

“但这次会晤并非那种令人感到忧郁的学术孤立会面，这次会议颇受欢迎，门票销售一空，整个讨论过程在隔壁的礼堂内进行了全程直播。这还不算完。近几天来，皮克迪的新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排名不断上升，引发了无数人在博客上激烈辨论和评论。外界对它的兴趣如此高涨，以至于时髦的《纽约》杂志将皮克迪冠以‘摇滚明星经济学家’的名号。”

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认为，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公平，有90%的自由主义者和60%的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呼吁政府对此采取措施。

在中国，关于时髦的“慈善事业”讨论似乎与国际现实有所脱节。在其他国家，寻找拟替代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并不被认可。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推出的“大社会”项目就不得人心——民调显示卡梅伦所属党派支持率降至仅30% 。西方将愤怒之情对准逃税行为，敦促政府加大力度，打击逃税。

在中国，有关贫富不均和富人社会责任的讨论被一些人所破坏，他们拒绝承认引发贫富不均的现实原因，并因此不接受由此带来的政策结论。有人声称，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再分配税收被认为破坏了经济发展，他们认为社会保障的前进之道应在于私人慈善。国际经验和研究结果都证明，这些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大量证据表明，私人财产所有制是产生贫富不均的根本原因，而非国有垄断。《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表示，在国有垄断并不突出的美国，1%最富有的人占据了1997年至2007年间美国国民总收入增长的60%。皮克迪则认为：“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表明，1987年至2013年间，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速的3倍。”他的着作显示，基于私有制的贫富不均不仅存在于美国，而且也存在于欧洲和日本，是全球通病。

其次，有关“中国税收和政府开支比国际惯例高”的观点是错误的。与之相反，中国的税收和政府开支相较于国际惯例更低。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收入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美国则为33%。中国政府的开支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美国则为38%。其他发达国家开支数额则更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开支以及由此所需的税收将不断增长。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把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当作理所应当，如美国的遗产税和房产税。

在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只有政府社会支出才是人民社会保障的根本来源，而非私人慈善。在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6%被用于收入保障（养老金、失业救济等），7.5%被用于医疗开支。按照中国经济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有48920亿元用于收入保障，42660亿元用于医疗支出。与之相比，私人慈善微不足道。

认为针对富裕公民的再分配税收破坏经济发展是对客观事实的否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再分配、不均等及增长》便总结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经济增长就越快和更持久，这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虽然这种关联性对再分配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将带来显着的社会意义。中国已经建立了标准，禁止官员额外支出。但针对富有个人也应该有明确标准。这不应该以他们慈善捐助的金额为标准，因为这对于社会保障而言微不足道，而且他们会通过逃税来躲避缴纳社会保障基金。他们是否完全缴税，以及这部分税款有多大，才是评价富有公民的更好社会标准。《环球时报》5月4日发表的版本是本文的简洁版。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4-05/49857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