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8日从山西省公安厅获悉，经初步调查核实，山西长治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樊红伟陆续办理过6个虚假身份信息。（4月28日新华网）

据说聪明的兔子都有好几个藏身的窝，以备不时之需，故称“狡兔三窟”。然而在山西长治，就有一出现实版的“狡兔三窟”。 4月22日，多个网站论坛爆料称樊某有数个身份证。很快，这一消息便得到了证实。6个假身份，不就是“狡兔三窟”吗？

对于典故中的“兔子”来说，准备好“三窟”是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不得已而为之，本没什么过错。然而如果某些人同样也有自己的“三窟”，那就值得反思了。作为公安部门的官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值得自己冒风险“分身”避之？尽管“相关问题正在进一步立案调查”，暂时还不能证实如此多“身份”真实目的，但通过思索这些虚假信息能获得什么样的便利，参考举报者所说“为了转移受贿资金”，公众应不难猜出其大概。以“分身术”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樊某不愧为“狡兔”一只。

仅靠“狡猾”的头脑还远远不够。公安部门本是人口信息登记管理机关，既然能给别人“办证”，为何不可给自己也办几个？加上本身就是部门领导，一句话交待下去，轻轻敲几下键盘，一个新的“人口”便诞生了。在这“近水楼台先得月”中，看不到任何“办证难”的影子，反而看到了脆弱的登记管理制度造就的“办证易”，别有用心的人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便可轻易跨越雷池。如此来看，别说“三窟”，就是“三十窟”、“三百窟”恐怕都不在话下。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警察手握着人民赋予的更多权力，理应带头遵纪守法。即使有人失足犯错，也应有相应制度及时出现纠正制止，可这些似乎都是空谈。还是同一条路子，依靠群众网络举报，才让此事浮出水面。群众参与尽管是一种上好的监督方式，但如果什么情况都依靠群众来“帮忙”，而不选择主动作为，我们的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当情何以堪。

透过长治樊某的“狡兔三窟”，能看到某些人的“小聪明”，能看到权力的再次滥用，更能看到权力约束监督机制的缺位，实乃法治道路之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新目标要求，我们希望，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还是少点“狡兔三窟”之类的“小聪明”吧。（冬月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