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这一步基本属于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常见的公共意见表达的话，那么再接下来，这场争论差不多就完全陷入了“没有道理可说”的境地，它们大多混杂着对国家现行决策机制的正当批评与对一些关键人士的恶意猜测和阴暗揣度。至此，一场科学辩论最终演化成针对把持国内政、学、商三界、勾结外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的一小撮“权贵”的大批判。据说，中国的生物转基因技术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与像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巨头联手策划的一个巨大陷阱。它们先是通过向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其他深造机会等手段，培植了一大批“美国利益”在中国生物科学界的忠实代言人；待这种“润物无声”的渗透逐渐水到渠成，它们又通过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关键官员行贿的办法，推动政策对转基因粮食作物开绿灯……这个过程，早在十多年时间就已经完整地规划实施，今天终于到了“大丰收”的时候。更为复杂的是，随着政策导致的资本市场上的利益变化、科研机构对国家将要投入的200多亿元史无前例的“重大专项经费”的争抢，围绕转基因商业化的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正在迅速孕育膨胀……

高举反转基因旗帜的绿色和平组织经常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它指控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此外，在这条战线上还衍生出另一个许多人——尤其是城市白领——极为牵肠挂肚的“支线”话题，那就是将来一旦商业化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披露，即公众是否有权详细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或者其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网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知情权”不能被漠视或忽略。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恐怕也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三。

作为人须臾不可离的食物，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纠结在上述这三条战线上的大多数纷扰聚讼中，我所看到的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意见实际上与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化毫无关系，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些人用来表达其政治主张的中介物罢了。

科技进步能够造福于社会，也可能为祸人间，这是一条毋庸争辩的简单的大道理。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一项具体的新发明？这个问题恐怕最终还是得托付给该领域内的科学家。因此，就我在上面列出的第一条战线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对我们这个社会中科技权威的极端不信任。

反转基因人士中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迄今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所“转”得最多的是抗病虫害基因。也就是说，种植这类作物可以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所以专家们哭笑不得地说：“有些人老是强调转基因未知的、潜在的风险，却忽视了化学农药现实的、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

在第二条战线上，那些一心保卫“粮食安全”和牵挂“民族危亡”的人，真正反对的也根本不是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他们反对的是向外国人敞开中国市场。我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转基因专利掌握在中国手里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刻转变成转基因商业化最热心的拥护者和推广者。因为这样以来我们就掌握了别人——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这一定是他们最热切地幻想的。

实际上，上文已经提到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四、五家大公司在转基因作物领域展开竞争，没有一家能够形成绝对的垄断地位。就拿美国孟山都公司来说吧，它在中国公众中赢得的巨大名气不是因为它的中国业务，而是因为围绕转基因问题争议。事实上，在孟山都近150亿美元的年营业收入中，中国仅占1%。而且，作为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当前在中国的业务集中于传统育种，与转基因基本无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西方人的稻米食用量很小，不管是一马当先的孟山都还是其他三家，都尚未从事水稻的转基因研究。中国国内已经开展的水稻转基因试验几乎全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在做，也就是说，作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未来转基因水稻的技术命脉是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至于在第三条战线上因怀疑权贵们吃里爬外、暗箱操作、钱权交易而与前两种人结成“统一战线”的“同志们”，他们反对的其实是目前中国的政策和决策形成过程中不民主、不透明和不受民众约束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农业部以同样“偷偷摸摸”（用他们的话来形容）的方式否决了一项转基水稻商业化的申请，他们或许一样会坚决反对。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基因团体的确抓住了中国转基因科研中的一些不检点，成功地在民众中激发起了对转基因的更大疑虑。例如，在2012年8月曝光的“黄金大米事件”中。研究者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向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72名学生提供了跨国公司先正达集团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而在此之前，绿色和平组织还在湖北揭露未经许可擅自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行为，并最终迫使湖北省政府铲种这批转基因玉米。在这些事件中，反转基因团体准确地抓住了相关部门涉及违反规定或程序的事实证据，并在现有法规、科学伦理的框架内提出质疑。然而，归根结底，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关心的是其实自己的公民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怎样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

通过解剖转基因水稻这只麻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原本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在中国当下特定的民主法治存在严重缺陷的政治环境以及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思想环境之下，是如何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的。然而我还是想要指出，以一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很可能造成许多新的更大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本身。

四。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真问题？

中国的转基因生物研究起步并不算十分晚，在某些局部领域的技术——例如转基因水稻——甚至并不输给技术领先的美国，但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历程却是历尽磨难、一波三折。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批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棉花在中国种植。因其抗虫害的有效性，它在几年之间就迅速覆盖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棉花地。不过，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科研机构自己研发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因为更高的性价比而将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差不多尽数挤出了国门。目前中国90%以上的棉花都是转基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转基因技术挽救了中国原本粗放落后的棉花产业。

但自那以后10多年里，中国就再没有批准其他任何一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种植。2009年，经过中国科学家长达10多年的不懈努力，国家农业部向两种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与Bt汕优63）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颁发生物安全证书。发放安全证书是对科学家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评价与肯定，有了这种证书就可以在国内进行田间实验，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但一晃5年就快过去了，它们至今也没能获得商业化生产的许可，这三张证书也将在今年过期失效。

难怪生物科学家悲叹：“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我之前曾提到，最近一年多来，政府方面推进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决心似乎重新燃起。2013年6月，农业部批准进口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 AG ）生产的三种转基因大豆。8月份，第一船获得中国政府准许的阿根廷转基因玉米进入中国……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举措将有关转基因的争论再度推向白热化。

目前，中国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西红柿、木瓜和菜椒，还允许转基因玉米、大豆、油菜籽和棉花进口。但政府迄今为止未批准过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国内也不允许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此外，政策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转基因种子业务。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曾经提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要“继续实施”“抓紧开发”，并要求“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但到了3年后的2014年初，农业部负责人在面对媒体时却称，在转基因研发成果的产业化问题上，中国至今仍没有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过去近20年里，转基因技术最为关键的产业化一步在中国始终无法迈出，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最大原因便是近年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转”浪潮。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那些“反转斗士们”多么不愿意看到，那就是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已全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目前中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超过80%，而这些进口中的90%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它们大多被用于生产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的大豆制烹饪用油。

再来看看国际上的情形。

素来站在反转基因战斗最前沿的保守的欧洲（从很大程度上看，中国的“反转运动”实际上正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地从欧洲输入的），近年来立场也出现了明显松动。2000年，经历数年争执，世界贸易组织裁定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禁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这是欧洲人在这一问题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最近6、7年来，欧盟明显加快了批准转基因作物的速度。目前欧洲允许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已有大豆、甜菜、土豆等，其中仅转基因玉米就有20多个品种。就在今年2月，一种新的转基因玉米、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TC1507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欧盟的批准，尽管在此之前它遭到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