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也许会令许多人难以置信，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争讼最为激烈和最为持续的焦点话题其实既不是房价，也不是暴力拆迁，而是一个普通人看似几乎插不上嘴的专业科学问题：转基因农作物应不应该商业化？

尤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在公共决策从来都是高度集中的中国，转基因的反对者们成功地塑造并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家政策的走向。但在我看来，这一事件散发着双重讽刺意味：

第一，实际上，由于缺乏西方宗教传统，中国人对于人体干细胞、克隆等等远比转基因更深入地涉及生命伦理及潜在危害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究素来持宽容立场。之所以在反对转基因方面表现出如此令人惊诧的激烈态度，只能说明绿色和平这一国际性组织在政治上相对封闭的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这种来自外部（欧洲）的理念最初是由它输入的。

第二，作为民意影响决策的最成功的第一个例子，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民意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并不是什么健康积极的角色。换言之，被民意改变的国家政策原本很可能是不坏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中还会进一步谈到。

有关转基因问题的论战，现在越来越异化为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纷争，乃至谩骂。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的科学研究和食品安全范畴，沦为一场迷失了目标的情绪化、标签化的战斗。

一。

2013年11月份，中国检疫部门突然宣布拒绝接受进口自美国的60万吨美国玉米和玉米产品，因其中检测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允许进口的先正达公司（Syngenta AG）研发的MIR162转基因玉米。自那以后几个月来，中国已陆续退回了超过100万吨美国玉米以及一些相关产品，如含有MIR 162的玉米干酒糟等。由于中国是美国玉米出口的第三大市场，这一行动导致美国农业陷入了巨大混乱和震动，并一度引发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剧烈波动。

美国舆论对中方的这一举动有诸多揣测，例如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是试图利用貌似合规的手段来毁约，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国际市场上的玉米价格比签订这些合同时已明显降低。但从中国的立场看，这是在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虽说现在还很难说这种主张能否得到WTO的理解和支持。

这件事情，亦可视作中国政府对于当下社会上风起云涌的反转基因声浪的一种侧面回应。

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汹汹民意面前饱受挫折的中国政府和专业人士又一次鼓起勇气，力挺转基因商业化。

当年7月，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联合社会上的转基因支持者在全国几十个大城市陆续组织了一系列“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以推广科普知识。

10月中旬，国家农业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农业专家的文章，驳斥一些人称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致癌”之类纯属造谣。文章还说，转基因食品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人体试验。食品与分子结构简单清晰的药物不同，后者需要通过人体试验以发现药物对人体是否有确定的、特殊的影响，如疗效或副作用。目前在各国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中均没有用人进行试验的要求，因为科学发展至今，研究出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试验模型、模拟试验、动物试验，完全可以代替人体试验。

此外，针对社会舆论中关于转基因危害评估“暗箱操作”、“人为操纵”的指责，农业部还表示，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农业部已通过官方网站上“转基因权威关注”栏目，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相关法律、安全评价标准及安全审批结果等资料，包括审批项目名称、编号、研发单位及有效期等内容的审批清单，并按照国际惯例依法公开了安全评价的结果及相关资料。相关专家认为，目前中国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一切信息都可以说是公开透明的。

在此前后农业部和其他相关等政府部门还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先后发布一系列声明，组织各类宣传活动，力陈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丝毫不出意料的是，如同过去一样，这些“正面宣传”立即遭到了反转基因人士的激烈反击。如果说10多年前风行于欧洲的“反转”主要源于对有机农业和自然农作物的追求的话，这种理念一经传入中国，其的动力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官方和科学家不擅长与民众沟通，也为“反转”声音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事实上，这场时断时续的舆论拉锯战至少已经打了10多年。为了唤起更多人注意，反对一方不断喊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之凶”、“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之类耸人听闻的口号。他们还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形容为“国民自杀计划”、“民族的噩梦”……拥护的一方则大多端出许多高深的科学原理及实验数据，并指责反对者“缺乏科学素养”、“意气用事”。舆论界的一些好事者，如郎咸平和方舟子，也都先后卷入这场在我看来的确是相当意气用事的纷争。

二。

那么，这场按理说应当局限于由生物学专家组成的学术小圈子（或最多扩大到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分歧，究竟是怎样一点一点演化为一场全民辩论，进而使辩论双方的话语日趋极端化的呢？我在阅读大量相关材料，并对它们作了一些简单梳理后发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在三条虽互有关联、但性质截然不同的主线上展开的——

十分自然地，争论的最初核心是安全，它又由两个大问号构成：转基因农作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因为它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粮食）的大规模商业化推广是否会危害人的健康？是否会危及生态环境？

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压根没有资格参与的前沿科学领域。事实上，参与者也多为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专业人士。但从他们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经验数据竟是如此南辕北辙这一点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直到今天，这在全球民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当然，持“无害论”的科学家正日益据主导地位。因为自转基因作物问世并大量种植20余年起劲，尚未出现一起不安全记录。 2013年6月20日，国际农业领域享有最高声誉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发给转基因作物研究者——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以及另两名转基因研究者。

反方阵营当中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反对进行生物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小规模实验，他们激烈反对的只是它的大规模商业化。“反转”人士的最有力说法是，“现在找不到转基因的害处，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这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知道”。另外，他们还认为，通过所谓“基因漂移”作用，它将对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

然而很快，争辩的主战场就由“是否应当谨慎对待一项新技术”这样单纯的科学态度问题，转移到了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本身——问题上。这使得争论迅速升级和升温，依我看，这也是一大批对政治的热衷远远高过对科学的兴趣的评论人士自此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大放厥词的主要原因。

据说目前全球的转基因农产品技术专利基本被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和德国拜耳等几家跨国公司垄断，而且转基因农作物是不能“留种”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未来中国不仅每年要向外国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用。更重要的是，养育13亿中国人的粮食种子将在很大程度上纂在外国人手里！联想到转基因农产品可能具有的潜在危害性，只要再往阴谋论的方向上稍微再作一点点合理想象，在一些原本就反西方（特别是敌视美国）的左翼人士眼里，它自然而然就成了比当年的鸦片毒害更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谋财害命”的工具！

201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在《环球时报》一个专栏上发表文章，对北京方面批准更多转基因粮食贸易提出了一系列质问，暗示西方国家通过转基因食品制定阴谋控制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彭光谦写道：一旦天下有变，西方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13亿人喝西北风吗？

出人意料的是，农业部以一种高调话语对此予以回击。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在其回应彭光谦的记者专访中不仅驳斥了后者提出的所有质疑，还直接将其视“转基因作物是美国设计的危害中华民族的陷阱”这种阴谋论批为冷战思维的遗产。林敏教授认为，让让全中国人民在有限的耕地条件下吃饱饭，才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种争锋相对的局面，也折射出中国政府内部对于转基因问题的尖锐分歧。

如果彭光谦少将还仅仅是公开表达了一种阴谋论的话，互联网上那些支持他的网民走得比他远得多。在他们看来，孟山都就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生物武器”。他们宣判，“那些为转基因食品开绿灯的人，都是新时代的汉奸走狗！”

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事一旦陷入到这个逻辑里，为数不少的人身上正常的理性和判断力就会顷刻间丧失殆尽。就像孟山都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Hugh Grant）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虽然全球科学界主流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认同的，但许多反转基因争论是宣泄情绪而不是讨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