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来，或两会委员代表，或在野人士，或专家学者，不时会掀起一波不大不小的关于迁都的议论潮。今年，除了有委员代表提出关于迁都选址的方案外，媒体还有鼻子有眼儿地传播起将河北保定作为副首都的说法。

历史上，有众多的城市，先后作过首都，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等。可见，能作首都的城池，远不止一座。即，很多城市都是可以充当首都的。倘若加进历史上分裂时期的那些小国家小政权小首都，数量会多到难以统计。用“荀子体”来说，即：都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然而，约之以命，并非易事。我们所熟知的迁都，基本上就两种情况：一种是异族政权入侵，原首都鹊巢鸠占，逃命朝廷只好另选址，重开张；二是改朝换代之际，新沐更衣，新朝廷换个地方开张，以避开旧朝的晦气，营造新气氛，树立新形象。

太平年代，一般规律是：同一个朝廷，同一个地方。虽然国名“拆那”，但这主要是指拆迁民居民房。拆迁是一种伤筋动骨的事情，大把花费银子，大量役使臣民，大幅消耗国力。总而言之，于国祚绵延有想尅的危险。一般的皇帝，都不愿意冒这个险，冒不起这个险。

我国历史上，像商朝的第十代君王盘庚这样的人，能凭借一张巧舌如簧嘴，数次实现和平迁都，实属凤毛麟角。但是，根据《尚书·盘庚》的记载，在最后一次历史性的由黄河北边的奄迁往黄河南边的北蒙（今河南安阳殷墟所在地）的过程中，民怨沸腾，阻力非常大。盘庚于是发表了一番文采飞扬、情绪激昂的演讲，对那些煽动民众阻挠迁都的大臣贵族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最终迁都才得以如期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君王：和平年代慎言迁都，除非他有盘庚那样的魄力与口才。

当代国际舞台上，有两次迁都，意味深长：韩国前“大统领”卢武铉，一心想迁都，但是，在任期间未能如愿；缅甸政府，2005年11月6日，一天之内，悄然将首都搬到了位于仰光北边400公里处的中部山区城市彬马那。韩国的教训说明，想要通过讨论公然进行迁都，是困难重重的；缅甸的经验表示，一个强势政府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完成迁都大业的。

可见，代表委员提交议案、在野人士激情倡议、专家学者科学论证的迁都，希望是渺茫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迁都问题上无谓地消耗口水，还不如讨论一下：退一步还可以做点什么。

迁都之议，根源于北京存在的种种问题。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军事作用、交通便碍、人口压力、经济状况、生态环境、粮食供应、水资源，等等因素，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众所周知，选首都不同于选美女，哪里美选哪里，哪里方便选哪里。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所有方面均具有最佳资质。

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就两个：一个是人口问题，一个是交通问题。人口多了，势必拥挤，势必混乱，政府势必受到诟病，人民势必感觉不幸福；中央政府办公楼、大会堂位居城市中心部位，外国来个客人，本国开个会议，许多道路就得实施交通管制，百姓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干扰，不是怨声载道，便是道路以目。

解决这两个问题，迁都未免小题大做，大炮打蚊子。我认为，四个字足以解决问题：消肿，下乡。

所谓消肿，就是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官员数量。机构、官员数量精简之后，整个城市的人口都会有明显减少。因为，现在的机构设置是太臃肿了，现在的官员数量是太庞大了，围绕在各机构、官员周边的“驻京办”、消费场所、寄生虫，数量可观。

所谓下乡，就是将中央办公机构从中南海搬出来，搬到郊区。专设行政区域，另修办公大楼。反正，16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北京，划出一个像美国华盛顿那么大的地方（6000多平方公里）和人口（60万）的区域，是不成问题的——尤其是人口，只相当于回龙观或一个天通苑，咄嗟可办。另外，腾出中南海、钓鱼台这样风景优美的区域，人民忽然多了两个玩耍的好地方。节假日，晴朗天，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多么欢乐！啊多么祥和！

自然，退而求其次，在北京附近例如保定那样的地方，搞一个副首都，将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门暂时先安顿到那里去——然后精简掉，也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