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诊所门可罗雀
“开了处方,病人说回家拿钱,就再也没有回来。”快60岁的私人诊所医生刘爽(化名)说,这是她最无奈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刘爽遇到过不止一次,因为她的诊所并不是“定点医保机构”。“一些病人拿着我开的处方就去药房拿药了,可以刷医保卡的嘛。”刘爽说其实她也理解。
3月10日下午,刘爽守着一位正在输液的病人。在这间接近80平方米的诊所里,只有三张床位,不大的柜台稀稀落落地放着最常见的西药,一台二十几英寸的电视机挂在墙上。通常,有病人需要在这里吃药的话,刘爽还会用那只已经用得发灰的淡黄色电水壶为病人烧好开水。
重青记者在沙坪坝区、江北区和南岸区走访发现,冷清,几乎是所有私人诊所共有的氛围。
刘爽经营这家诊所已经二十几年了,可是她却觉得越来越困难。刘爽的诊所平均每天接待的病人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
同样位于沙坪坝的蔡睿(化名)口腔诊所平均每天接待的病人数量仅有四五人;位于江北的兴明诊所平均每天接待的病人数量大概是五六人。他们均向记者表示,这样的病人数量只能保证诊所的基本生存。“除开房租、工资、医疗费用、药品成本费,每月略有结余,我觉得我出去打工都比在这里当老板工资高。”刘爽这样告诉记者。
和大部分私人诊所一样,刘爽的收入来源并不依靠药品。“药品的利润正常情况下是10%~15%,但实际上根本没这么多。”刘爽说,现在大药房开得密密麻麻的,本来药就卖得便宜,还相互杀价,再加上它们是“定点医保机构”的先天优势,私人诊所根本就拼不过。
可仅依靠老顾客小病小痛的打针输液,私人诊所的老板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感觉轻松。
因此,作为基础医疗之一的私人小诊所,似乎大部分都陷入了一种困境:成本(药品、房租、人力)的上涨,诊所和医院数量的增加,以及有的诊所目前还不能刷医保卡,都直接导致了病人数量的减少。
而这些私人诊所多是因为其背靠社区的优势和较长的经营时间,才得以勉强维系一部分老顾客。
在职医生的困惑
与私人诊所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型三甲医院的“人满为患”。
在重庆乃至全国,几乎所有大型三甲医院的人流量都超出了医院本身的承载量。以西南医院为例,其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从2月23日至3月9日,每天的挂号人数都超过了5700人次,最高的一天挂号人数为14206人次,最集中的挂号时间是早上8点左右。
如此大的人流量给医生极大的压力,在职医生开诊所,也就成了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梦想。
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肿瘤科主任张献全以自己为例表示,每周一周三要出门诊,周二查房,周四开会讨论疑难病例,周五除了查房还要开会,而作为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他还要带学生以及承担教学任务。
除了忙碌以外,体制的限制也让在职医生对于私人诊所的试水,保持观望态度。
“鼓励开私人诊所其实是好的,不过在个人投资方面就太不现实了。”重庆儿童医院胸心外副主任安永说。
包括医疗风险在内的种种个人诊所可能面临的经营问题,缺乏整个配套措施的保障,也让安永有所顾忌。
“再说,医院也不会允许。”安永有些无奈地表示。
在西南医院工作16年、一年半前因为无法兼顾医院跟诊所而辞职的医生蒋金妍,多少印证了安永医生的观点。
“诊所300多个平方,4个医护人员,目前诊所试运营一周,现在做的都是既费心又不赚钱的事。当初怕申请麻烦,所以才从别人手里接过来,但是现在所有权都没变更下来。”开了肿瘤诊所的蒋金妍介绍目前的情况。
更让蒋金研忧虑的是,长期以药养医的医疗机制,导致本该是靠医术吃饭的医生,并不能靠自己的医术收取费用,以保证诊所的运转。
“现在医生的技术不值钱,其实医生对病情的诊断、对病情的把握和疗程的计划是值钱的,但实际上不是,都没收费。”蒋金妍说,现在她的诊所就相当于一个社区医院。
诊所没法以售药挣钱的状况,也让作为肿瘤专家的蒋金妍,感觉到了生存的压力。
挤不进医保门槛
“不说别的,挤不进医保定点这个门槛,就把我们推到‘二等公民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诊所老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