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年金”成为热词，媒体把视线投向了试水地区：2002年，湖南浏阳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2003年，江苏省公安机关实行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2004年，浙江湖州实行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2010年，广东江门试行廉政公积金；等等。有媒体统计，自从2002年湖南浏阳首先试水起，全国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试验了“廉洁年金”。尽管2002年后，公众舆论主流是给予了否定性批评，但似乎“廉洁年金”的推行已经难以阻挡。

　　“廉洁年金”是一种针对廉洁的奖惩性公务人员收入制度：在一定时间之内，比如退休之前时，如果公务人员保持廉洁的，则可以获得特别奖励收入，不然则不能得到这一收入。它并非今天首创，可以上溯到宋朝的“重禄法”；在清朝登峰造极，为“养廉银”；今天在海外则有香港、新加坡实行相应的制度。如果把新加坡视作属于中华文化圈的话，“廉洁年金”可谓是中华特色。不过，既然有先例，就不应该泛泛而谈，不能只是说“有”，就证明中国大陆今天也具备“有”的条件。

　　宋朝“重禄法”简单来说，就是今天所说的高薪养廉。“重禄法”创设于北宋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其目的是试图整顿吏治，用高薪令公务人员廉洁。但该法的实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庞大财政；二，重刑配套。就今天中国财政而言，总量也可以认为十分庞大，但宋朝之富岂是今天可比？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状况最好时候宋朝，至少是3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当官的，但“重禄法”对财政的压力还是难以承受之重，后来不得不逐步取消。今天中国财政始终叫着没钱，又是至少30个以下老百姓要养一个当官的，实际税率又是已经前所未有之高，可以增加的空间已经不大，财政能维持“廉洁年金”吗？宋朝是一个轻刑时代，但“重禄法”则是一种重刑原则，即享受重禄也必须接受重刑威慑，获取的禄越重，如果发生贪腐，给予的刑罚就越重，今天中国的刑法体系具备这样的惩治腐败原则吗？

　　清朝“养廉银”始于雍正年间，一般来说级别越高的官员可以得到的“养廉银”数额越大。但是，“养廉银”的前提是低薪。清朝实行了非常低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仅够维持清贫的生计，因此，雍正之后采取“养廉银”制度弥补俸禄，只要官员不贪腐，就可以获得通常比俸禄更高的一笔可观收入。今天中国公务人员并非低收入，尽管有一些公务人员哭穷，但不过是出于过高估计自己身价和能力而已，他们习惯于跟高收入者比较。总之，万人争考的当今中国公务人员，总体上属于所在地区社会的中上乃至高收入阶层，享受的并非清朝那种非常低的俸禄制度。

　　香港和新加坡实行的都是“公积金”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属于一种退休金制度，公务人员在退休前达到廉政要求，可以获取一笔相应的可观的退休金。但是，香港、新加坡“公积金”制度都有一个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属于极其“严苛”的反贪制度体系，从而保证能工作到退休的公务人员总体上十分廉洁，不能保持廉洁的人试图捱到退休拿到退休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是按照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还是按照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中国大陆公务人员都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比如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核心词之一是“任何利益”，以不能获取“任何利益”为标准，对于收两条香烟、拿点土特产、吃顿饭属于很平常的大陆公务人员来说，在退休前要不吃官司属于奇迹。必须绝对清廉，这是香港、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基本前提。

　　“廉洁年金”作为一种技术性制度和手段无所谓好坏、对错，但其实行如果不能具备相应的完备条件体系，则可能是杀牛用错刀，局面反而被牛折腾得难以收拾。在还没有正式推行之前，多考虑点困难总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