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18日晚投票批准在今明两年内针对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约合136.9万美元）的个人征收高税率的“特别富人税”。实际税率接近75%。

　　拿富人开刀，劫富济贫，奥朗德总统终于将竞选承诺变成了现实政策。年初，这一“特别富人税”曾在法国引起了舆论场炸锅，并致一些富豪、影视明星出逃法国，加入他国国籍。连陷入司法调查的右翼前总统萨科奇都准备步奢侈品“教父”伯纳德·阿尔诺和知名影星热拉尔·德帕迪约的后尘，到英国去实现他“后总统时代” 的事业---成立私募股权基金，以逃避奥朗德热衷推行的“富人税”。

　　年初的争议变成了年终的执行，奥朗德铁腕征收的“特别富人税”，却有一个好听到让富人无奈的名称“特别互助贡献”。据统计，这项收税涉及470家企业的1000名员工，每年可为法国政府带来2.1亿欧元（17.5亿元人民币）收入。

　　法国此举，实属无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席卷整个欧元区，法国政府财政也受影响。即便是经济形势最好的德国，也维持一定的高税率。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自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都提高了所得税税率。欧盟所得税负担比美国和日本高出40%。纳税人概念，源于欧洲，但提高税负同样是最复杂的博弈过程。各政党、舆论场、民意层、国会里，都会经历多轮的见招拆招，甚至要历经长时间的博弈，才能达成妥协共识。法国“富人税”的高效率，既彰显西方的经济政策传统，也有危机时代的典型特征。

　　中国处于税收变革的大时代，从税收体制的改革到各税种的整合与删减，以及舆论场对税负的畅谈热议，无不聚焦一个事实，税制税收的公平理性，是涵养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所在。

　　税制公平是宏大命题，属于顶层设计的范畴。但具体到各个税种以及综合税负，则和民众利益密切攸关。现实中国，民意所关注的税收核心有二：一是新税种的公平设计，二是税负高低的选择。前者，如舆论热议的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些税种其实和“富人税”相关，对于平抑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具有现实意义。当然，房产税也具有调控楼市的作用。但是，这些尚处于将来时的税种，公众最担心的是起征点过低，无法起到抑制两极分化的作用，而成为全民通吃凝聚公共财政的手段。公众对于房产税和遗产税的争议也基于这个原因。后者，如个税征收以及覆盖社会各个层面的费用，让民众感觉生活很辛苦，再加上通胀因素的影响和房价的畸高，公众感觉中国的税负不堪忍受。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共财政的体量在逐年提升，目前已经超过11万亿。国富与民富的不平衡，也让人觉得税制设计的不合理和税负过高。

　　法国“富人税”的主要目的是救济政府，中国税制设计的缺陷是反哺民生不足。即财政职能作用彰显，但反哺民生的路径不清晰。这就导致税种税负的“国家主义”强于民生问题。

　　中国仇官仇富的情绪发酵绝非偶然，其中就有税制设计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使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对富人征税，因为中国财产公示并未形成制度。没有制度化托底的富人、官人财产就是一笔糊涂账，在此基础上的税收就是糊涂税。

　　中国要学的东西很多，最关键的就是制度建构和治理更新。没有制度和治理的借鉴，不是东施效颦就是画虎类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