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闻报道：2013年9月29日，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黄维在迎接该校6900名本科新生的开学典礼上做了一个长远的惊人预测：“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

　　然而，要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和科学奖是两码事。如果教育管理者认为科学奖的获得如此轻松，那么不要说10年，未来100年中国可能仍与诺贝尔科学奖和科学大师无缘。

　　这是因为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

　　不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科学奖多，数学（诺贝尔奖不设数学奖项）、哲学、文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大师也多。

　　大师的集中分布现象，说明大师的孕育和生存也需要一个生态环境。一旦有了合适的生存环境，大师就可以在各个领域中孕育出来。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十种因素。

　　一、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群众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

　　二、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时期，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着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提出五大公设，发展欧几里得几何，被广泛的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

　　在100年以前，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是《诗经》、《论语》、《孟子》，而西方的小孩学习的是《几何原本》、《工具论》。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三、科学研究的历史

　　科学具有连续性、传承性。前一代学者解决了什么问题，提出了哪些新问题，决定着下一代学者的研究起点、方向。体育往往可以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而上去，然而科学则不行，原因就在于科学要具有历史的传承性、连续性。特别重要的是，科学是一个系统，尤其是物理和数学之间关系密切，相互启发、相互推动。

　　四、教育体制与目标

　　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教育管理者特别应该思考的一点是，很多本来是大学应该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压在中小学里去学？中国的中小学跟国外比，在知识面上和答题技巧上，确实比国外同年龄的学生好，起码是不差，那么为什么他们缺乏后劲儿呢？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国家不干涉大学应该怎么办，大学不干涉老师应该怎么教，结果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个性化教育：大学办学宗旨的个性化，老师上课方式的个性化，学生学习内容的个性化。美国教育是最出大师的体系，与这种个性化教育密不可分。

　　教育体制的另一个方面还涉及到人才的选拔机制。应试教育的弊端，不少人也都意识到了。但是因为国情的限制，近期完全改革也不现实，那么如何用其他配套的方法，让每个人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让各种人才得到及时的发现，成为当前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

　　五、家长和老师的期许

　　学生在读书的早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学习理想，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为什么读书，读到什么程度才算成功。这种理想是孩子人生旅途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最高境界。家长和老师在塑造孩子的理想上扮演着最主要的教色。长期以来，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父母就放心了”；“你看谁谁谁有车有房，你得向人家好好学习”。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个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的明显不同，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你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最美好的境界是找到真理而得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六、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首先把杂志分为若干等级，规定在哪类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才有资格凭职称，申请副教授几篇，申请正教授几篇，都有明确的数量规定。评上了职称，每年还有科研任务，完不成指标，要扣发岗位津贴。中国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也都要求在特定的级别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否则拿不到毕业证。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一旦达到了规定的数量指标，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拿到学位、晋升职称、得到津贴。除了论文，还有专着的要求，现在的专着也是铺天盖地。经过最近几年的“学术大跃进”，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更不用提英国、德国这些小国家了。按理说我们各个领域的学术大师也应该比美国多了，就象奥运会那样，中国应该在各个科学领域的“金牌数”也应高于西方。大家只用稍微观察一下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七、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能走多远；一个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决定他们出什么样的成果，以及成果的档次。一提到知识结构，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文理的交叉，学理工科的懂点文科知识，学文科的懂点理工科知识，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合理的知识结构，不是在文理科之间撒胡椒面，而是要融会广通，要深入细致地理解相关学科。与此同时，还要特别强调理工科或者文科内部的知识交叉。

　　广义的知识结构还包括能力结构。能力包括知识面，逻辑推理，想象能力，执着精神，挑战权威的勇气，特别是动手能力。这些综合能力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做出成绩，以及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八、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

　　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而且在这些少数国家内部的分布也是极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一提到工作环境和条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优美的环境，漂亮的大楼，充足的资金，精良的设备，这样说也不错，但是它们都是硬件。科研条件更重要是软件，这包括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硬件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现在咱们不差钱了，政府完全可以在北大清华这些大学投资几个亿，短期内建设一流大学的设施。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大学的设施已经是国际一流了，有些硬件设备甚至比斯坦福的都好。但是软件是无法用钱来买的，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

　　九、道德风尚

　　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剽袭现象普遍，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以国家的资源为个人名利服务，家族式的教育科学文化，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较低，不平等的竞争，等级观念泛滥，都是影响中国人才培养的负面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出大师的大生态环境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体育上取得优异的成绩，五到十年就可以明显见成效。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GDP达到了世界第二。中国出现个别的国际大师，比经济发展可能还要慢；然而在总体上称为一个科技文化强国，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