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严重不公不义的侵权行为报道，哪轮得上为常艳这种"自作孽"的人来鸣不平？

　　我想到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接连读了两篇关于澳门司法的案例，与常艳的遭遇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并进一步产生了联想。

　　澳门的这两个案例，都与特首有关。据6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010年初，有市民向检察院检举：2001年临时市政局涉非法批出10幅永久墓地，时任政务司司长陈丽敏办公室的一名顾问之父获批。陈是当时的市政局和民政总署的上司。检方称：为了实施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曾以多份公函要求民署主席谭伟文提供相关数据等原始文件；但谭及3名下属决意拖延，使得检方无法展开必要的监督程序，妨碍了公正的实现。谭伟文等4名官员涉嫌触犯《刑法典》的渎职罪，被移送初级法院排期审理，一经定罪最高可处5年徒刑。澳门特首崔世安回应此案说："特首一切服从法院和法律，基于司法独立原则，要确保法院工作独立且不受干预。"有人问谭伟文等官员会否因此被停职？崔世安解释说，防范性停职在公职法律中有一定的前提，待开展调查程序后，预审员将就案件进程向特首作阶段性建议。崔世安只是在他的行政权内，签署委任预审员调查事件（纪律程序），并且正式要求取得法院的起诉批示，之后才能进一步决定如何处理谭伟文等人。他不可能像内地某些颇受吹捧的"铁腕"一把手，一怒之下就当场宣布撤了某个下级官员的职。

　　其实，崔世安这么"谨小慎微",是有教训在前的。

　　5月31日南都曾报道《澳门特首停职一局长费时5年曾错引法律条文败诉》。说的是，2009年9月，澳门审计署公布对"机动车辆估价委员会"的审计报告。时任财政局局长的刘玉叶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披露，委员会把会议拆分，并虚报会议数量，造成会议报酬的不合理膨胀，让相关局级官员"增收".特区政府随即对3名官员提起纪律程序，特首批示，对刘玉叶采取防范性停职90天。刘玉叶不服惩处，由代理律师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中级法院作出裁决，撤销此项"惩罚".特首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叶故意滥报会议出席费，让其本人及相关委员会成员获得更大利益，损害了公共部门形象。但是终院在2011年判处特首败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特首错误地引用了法律条文，而并非局长的行为有无违纪。终审法院强调，法院在审理涉及公职纪律法案件时，只判断行政部门在处分人员时有否违反法律，不会判断处分是否得当。特首败诉，撤销特首的批示，针对刘玉叶所做的纪律调查以及判决均无效。但是，澳门政府旋即再次开启一轮纪律程序，2011年6月30日，特首再次作出批示，对刘采取防范性停职90天。刘玉叶不服，她上诉到中院败诉，又上诉至终审法院。今年5月年30日，终院依然判刘败诉。刘在上诉时列出了25点，而终院判决书整整用了234页来驳回的每一点。

　　--这就是法治社会的程序正义！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要求实施对任何人的处罚，否则就是无效的，而不管是非曲直是否"明摆"着。

　　现在我们看常艳的遭遇（《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5期《两位马列主义研究者的恩怨》）：

　　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常艳，想把户籍和档案调到北京，给编译局局长衣俊卿送钱，与"衣老师"发生性关系，但一直未能如愿。去年12月，她以12万字的《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网文，公开了自己与衣俊卿的故事，引得舆论哗然。

　　今年4月底，她开通微博后的第一条发言是："常艳博士现在已经断米断粮，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微博上透露，她2012年6月给晋师的院长、人事处长、分管副校长分别递交辞职报告，"未有人理会与正式的回应";2012年11月，遭停薪，她"给分管副校长打电话，问他停发工资是否意味着放人，他说学校不会因我的事情开会研究的；我再次低声下气问赔钱可以吗，副校长说学校也不缺那点儿钱。我无语，泪崩。" 而在"京梦醒"风波后，她的关系又面临"回不去"的尴尬。"眼下的困惑：我该落户哪里？正在从编译局办理退站手续，一切从简。临汾市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要我出示一个山西师范大学给开的'公职证明'（这是其中一个材料），以便办理准迁证。可是，我拿不到这个证明。我不是要成为黑户吧？"在这场身份缠斗中，她将自己比喻成"大学校长的一条狗".常艳说，作为"狗",自己不够谨守本分："狗要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学会乖顺地对执掌权力的主人们摇尾、乞怜、撒欢，而不是现在这般四处狂吠，这不应该是狗的本分。可惜，我这条在权力的圈子中转来转去的狗，实在是晕头转向、执迷不悟，直至万劫不复。"

　　我相信常艳叙述其困境的真实性；相信记者没有按常理给出校方说法而实现"平衡报道",是校方默认了常艳的叙述。一个副教授在某些大学官员眼中的地位比"一条狗"高不了多少。我们撇开常艳的道德品质好坏不谈，即便她有违法犯罪之嫌，那也应该依法依规来处理，而不应根本不理睬她，任她不死不活自生自灭。她不论能否辞职，还是能否迁移户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行政纪律行政法规解决不了，还有依法仲裁或审判，怎么能视人如无主的流浪狗呢？常艳说得好："谁都有权利翻开新的一页".

　　我们把澳门违纪的刘玉叶、涉嫌渎职罪的谭伟文等人的遭遇，与常艳的困境对比一下，就可以明白什么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治原则。

　　如果不严守程序正义，人们的"正义感"就可能膨胀，就可能出现用感情代替理性，用个人好恶取代依法审判，也就是"人治"而非法治。

　　实现法治，首要的是要确保执法（包括执行行政纪律）的每个程序和细节都要合法。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无罪推定"的原则，才能不误伤无辜，才能保障所有人的人权（包括罪犯的不受虐待等基本人权）。

　　如果严格奉行程序正义，那么，常艳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毛泽东时代叫"给出路"），延安城管在"执法"时暴踩商户的头部，郑州警察"误抓"并殴打商丘女民警王某母女俩，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恶例就不太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