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楼里的黑砖窑童工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宋媛、张梦洁、潘旭实习记者陶虹发自上海、北京深夜时分，像往常一样，位于上海新天地企业大厦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内依旧灯火通明，办公室里的空气显得沉闷。

　　虽然在外人看来进入这栋大楼就像迈进了“高薪天堂”，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多数人而言，这座钢铁建造的冷冰冰的建筑却更像是一个“牢笼”：将一个人的灵魂和躯体一同捆扎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格子间里各个桌上都叠着厚厚的文件，一排小隔间里挂满了衣物。员工们有的对着电脑吃着晚饭，有的则干脆累趴在了电脑桌前……

　　这样的工作生活也许对供职于写字楼中的白领们来说似乎太过熟悉和平常，然而伴随着一条“普华永道美女硕士过劳死”的微博在网上流传，这“金字塔的非人生活”被无情揭开。

　　职场上早逝的青春

　　微博中提到的“美女硕士”名叫潘洁，是家中的独生女。2003年顺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2006年去新加坡交流学习，其后又在日本和德国拿到了双硕士，并于2010年10月被普华永道公司录取，成为一名初级审计员。

　　谁都以为进入全球“四大”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一个优秀女孩美好生活的开始，但真实情况是——“进入普华永道之后，她就一直在不停地加班。”潘洁的父母回忆。

　　从今年1月份开始，女儿就经常因加班而很晚回家。到2月份，加班时间更长，潘洁每天都要半夜才到家。进入3月，每天到家已是凌晨1、2点钟，最晚的一次甚至是凌晨3点多。

　　“3月31日是潘洁突发病毒性感冒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经手的项目终于告一段落，她才得以在凌晨0点24分回到家中。”潘妈妈说，“回到家里，她没有洗脸，没有洗脚，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潘洁发起了39℃以上的高烧，父母紧急将她送到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适逢清明节长假，潘洁在家休息了几天。然而到了4月5日潘洁突然在家中昏迷，在第五人民医院诊治后，潘洁被转院到华山医院继续治疗。

　　据潘洁的救治医生介绍，潘洁4月6日送入华山医院时病情就比较严重，出现意识模糊、烦躁症状，已不能与外界进行有效交流。4月9日病情进一步恶化，引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并发症，主要临床表现为出血、休克、器官功能障碍和溶血性贫血。”虽然医院方面经过全力救治，但由于病情过重，4月10日晚这个年仅25岁的生命还是离开了世界。

　　翻看潘洁的微博，更新的时间定格在了4月1日下午，“白细胞一千八是神马概念”，“各个都说，别干了”。此前在微博上她也时常有在凌晨两三点发出的记录，“有个空档就发烧了”、“又加班了”、“生生饿醒”、“满地打滚，我要睡觉”等等字眼在4个月内屡次出现。

　　正是这些微博中的蛛丝马迹让网友们深信，潘洁的英年早逝是因为过度劳累所致。网友“余天寅”和潘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说：“潘洁的同事告诉我，她有时是一边哭一边加班的，常说压力很大，有崩溃的感觉。”而潘洁的父母也曾向当地媒体表示：“长时间超强度的工作与我女儿的病有直接关系。”

　　面对网友对潘洁死因的质疑，普华永道方面否认了“过劳死”这一说法。

　　4月12日，普华永道管理层就潘洁一事给所有员工群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对潘洁的突然离世表达了哀悼，同时强调：“必须要澄清的是，潘洁并非过劳死。”

　　而对于潘洁的疾病最终导致死亡是否与过度劳累有关，主治医生表示：“过度劳累可能是其疾病的诱因。一般来说，过度劳累肯定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让病毒有可趁之机。但要说一定因为过劳而导致她的死亡，很难获得直接医学证据。”

　　困在写字楼的格子间

　　虽然潘洁过世已有近二十天，但由潘洁事件引发的人们对过劳死的话题还没有停歇。在现代职场中，“过劳”是一种常态，困扰整个白领群体，类似潘洁的悲剧已经屡见不鲜：

　　2003年8月25日晚7时多，时年25岁的戴尔公司员工郑杰，在厦门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加班时因腹部剧痛倒地，随后被确诊为癌症，50多天后不治身故。

　　2006年5月底，中兴公司工程师程明，在出差进行重点设备保障工作时不幸去世，年仅32岁。程明的去世被中兴内部同事认为是“过劳死”。

　　此外，还有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加班过度猝死、37岁的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因突发脑血栓去世……

　　曾几何时，国人还是以旁观者心态评论着的邻国日本的“过劳死”现象，如今已在我们身边蔓延。“过劳死”不仅仅威胁着在生产线上劳作的普通工人，目前还呈现出向高科技领域、“白领”阶层蔓延之势。

　　潘洁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舆论空间里弥漫着无奈、愤慨，更有一种真实的焦虑。在微博上，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希望？”

　　在位于北京的某跨国IT公司工作的程序员周明（化名）平时工作强度也很大，有时为了按时把程序交给客户，加班到次日凌晨很平常。他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自己每天都感到很疲劳，真的感觉像黑砖窑里的童工，不停地干呀干，不同是我们的‘砖窑’是写字楼的格子间。”

　　据智联招聘调查显示，职场人士中，48.6％表示自己压力很大，72.5％表示工作压力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其中近六成怀疑自己有轻微抑郁症状。网友mili2010在外资银行工作，她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工作压力大，晚上会做一些噩梦，梦到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或者梦到高考、追杀等场景。有一次梦到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始终没有办法完成，极度崩溃后突然间醒来，发现原来还在上班。

　　既然过度加班让白领们如此疲惫，为何还要拼命加班？本报记者遇到的大部分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如今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找到一份让许多人艳羡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连加班都不乐意，万一被开除怎么办？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守钧教授向本报记者指出，由于竞争激烈，年轻白领要每天加班才能保住这个饭碗。很多人更是积极主动加班：其原因在于怕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从而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正像网友们无奈感叹的那样：“如果温饱不愁，哪个傻子会拿着自己的性命去换工资”，“房价飞涨、物价上涨、压力山大、前途未卜，逼着我们拿青春换取面包！”

　　同时，一些企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些对劳动法的规避手段也造成加班现象严重。

　　根据《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企业如果有违这一工时制度，需要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并且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工资。而现实情况是，一些企业安排给员工过度的工作量，客观造成企业从不或很少安排员工加班、但员工如果不自己加班就没法完成工作任务的状况。

　　远离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化

　　缓解白领群体普遍的“过劳”现象，一条有效途径在于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并不在其中。

　　而邻国日本，从1994年就开始对“过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本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考察在最后的2至6个月里雇员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而中国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虽然对工伤界定作了调整，但只明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可以视同工伤。针对“过劳死”的规定仍处于空白。

　　“要有立法。”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劳动部门没办法监察。

　　除却法律对劳动者的保障，职场中的人们也必须面对现实，从现实出发，适时调整个人的状态，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心稳指出：“作为过劳死高发群体的个体，对是否加班和调节自身健康状况，应该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认识。”

　　虽然白领们没有企业家们的大抱负，但也有小梦想。为了自己的梦想，他们身陷繁华都市，在拥挤的地铁公交里努力找一个立脚之地；埋头在写字楼里，面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天，忘记窗外是雨是晴；穿行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却忘记春天是什么模样，鸟鸣是怎样动听。

　　针对这种情况，财经评论人易鹏最近在微博上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四大”（“四大”指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全球四所顶尖会计师事务所）的呼吁，希望人们远离那种不爱惜身体、透支生命的职场灰文化。或者，“商务楼里的黑砖窑童工”们应该听听在与癌症顽强抗争一年零三个月后、于4月19日去世的32岁的复旦大学青年女教师于娟在日记中留下的一段话：“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