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虽然救国无门的仁人志士怀疑过儒学，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但儒学仍然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后，儒学简直是差点遭受灭顶之灾。那些文化巨匠们高呼民主科学，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用字母取代汉字，提倡西医取代中医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加之知识分子长久地从儒学中找不到救国之路而极度郁闷和愤慨，而儒学确实不能指出救国之路。加之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的指导思想，这样，经过新文化运动的血洗，加上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学思想基本上在知识分子中丧失了信仰，虽然我们还学习它，但它已不是我们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官方哲学，按说党员干部应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当今的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远不如革命年代。而且当今人们入党多数是有所图的有所希冀的，而不是为信仰为信念入党的。如很多同学积极入党，是因为考公务员要求政治面貌是党员。

　　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还不是事实上的价值观在很多人的价值体系里。

　　新文化运动前，中国的知识精英绝多数是把儒学奉为信仰的，而且是坚定的信仰。现在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把这种信仰颠覆了，而新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覆盖面尚不够广而且这种信仰还不够坚定。

　　新文化运动前，中国的农村是有个乡绅阶层的。他们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多是举人，也有少数进士或秀才。他们多是当地的大户，有比较高的声望，有的直接就是族长或是当地纠纷的仲裁者。他们多是先前做官退休后赋闲在老家，所以他们与官府比较熟悉。由于他们具有这些特点，他们被称为乡绅。

　　在革命年代，我们的一个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也就是说，我们打倒的劣绅，而不是好的乡绅，我们承认是有好的乡绅存在的。

　　乡绅在过去的农村的确发挥着主要在作用。

　　由于他们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就承担了农村的文化传承和教育责任。

　　由于他们有比较高的声望很影响力在当地，他们事实上充当到当地的社会管理者。

　　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较高，他们又信仰儒学的仁爱观念，他们基本上能够力所能及地周济贫苦者。如他们为族中贫苦免费提供家塾。

　　新文化运动后乡绅阶层也逐渐消失了。现在在农村应该是没有这种阶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