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互联网的普及，更由于中国民众开始觉醒，初步学会了思考，理解了天赋人权，还由于政府越来越开明和宽容，一个伴生的现象产生出来，就是目前持续高涨的网络反腐。由于网民的参与，一个个“表哥”、“表叔”被揭发，一个个“房姐”、“房嫂”被挖出，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腐败丑行暴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可以说，这种广泛参与的反腐行动，甚至带有新道德观和新价值标准的作用。比如，过去司空见惯的部属为领导打伞，在网民的围观下，在与外国总统、首相自己打伞的图片对照下，变得那么刺眼，以至于有此行为的官员自惭形秽，诸如此类。有人形容中国正在进入“扒粪时代”，或者说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扒粪运动”。

　　既然带有运动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识一下发生于美国的“扒粪运动”。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工业生产逐渐集中于几个大公司，绝大多数资本汇聚于华尔街，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失衡，大财团开始拥有“挑战国家”权力的力量。189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就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黄金储备，后来又两次求助于摩根集团帮助解决金融危机。美国的经济命脉为不多的寡头控制，许多政客直接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甚至司法也向他们倾斜。比如，1880年至1931年之间，美国各级法院制定了大约200多项禁止工人罢工的法令。这直接导致“商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从不担心受到惩罚”的局面。民主由此贬值，个人自由因此虚无，国家力量变得脆弱。当然，最直接的问题和矛盾还在于劳资双方，也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整个社会普遍不满财团和金融寡头追求超额利润，奉行“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社会不满逐渐化作记者们的抨击文章，那个时间里媒体发表了2000多篇揭露实业界丑闻的文章。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当时专写揭露新闻的记者称为“扒粪男子”，记者们也乐于接受，自称是“黑幕揭发者”。这就是美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抑或“揭丑运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场运动形式上不是暴力性的，目的不是动摇和推翻美国制度，也不是摧垮重建美国社会，而是促进自我改善，以挽救美国的制度与社会。正是缘于此，效果也是好的，由于揭黑而让美国政府和社会获得了新生力量，保证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得以推进，同时瓦解了强大的利益集团。

　　对于形成中的中国式的“扒粪运动”，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是政府和社会都无法回避的命题。能不能回答好，关键或前提是对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作什么样的判断，同时关系到对政府克服问题和矛盾的能力给予何种程度上的认定，进而才是正确看待“扒粪运动”，有效利用和及时引导“扒粪运动”。笔者认为，在体制内监督尚未完善前，在党政官员的人文品质和道德水准未获实质性提升前，来自民间的监督（扒粪）确有必要，目前的网络监督就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和力量，甚至让一些行为不轨者谈网色变。这就说明网络反腐或曰“扒粪”具有强大震慑效果，这有助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此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效益，通过“扒粪”强化民众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负责精神与能力，这是现代文明社会与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当然，我们在对网络反腐或“扒粪运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必须理性和辩证，不能过高估计其作用，更不能形成反腐依赖，真正成熟和有序的反腐还是通过科学的制度，广泛参与的尤其离开体制制度进行的反腐，一方面成本过高，另一方面容易异化。道理很简单，任何无序的运动式的行为，哪怕最初高扬道德与正义的旗帜，最终都可能沦为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农民运动”。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中国式的“扒粪”与美国式的“扒粪”异同鲜明。相同之处在于，都针对腐败和丑恶，都是通过公共媒体进行。相异之处在于，我们的扒粪主体是草根阶层，即千千万万的网民，美国的扒粪主体是一批经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和知识分子。中国式的扒粪特点是人多力量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足之处是缺少专业训练，凭感觉和情绪，这就很难避免异化为仇恨和发泄，最终演变成网络暴力，进行无休止甚至无度地相互伤害。正是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价值观上坚持“扒粪”为了“强身健体”。也就是说广大网民在投入反腐热情之时，必须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不是为狂欢而“扒粪”，更非为了摧垮政府和官员队伍，自己取而代之，而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只有将增强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根本目的，“扒粪”才会取得正果。所以，我们在“扒粪”过程中必须认清自己拥有何种权力，并且让理性控制行为，借助法律运用好自己的权力。简言之，只有在法与理性的范围内，“扒粪”才能避免成为网络狂欢，进而成为网络暴力。

　　第二，诉求不能超越现实和可能。由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原因，中国民众的精神境界并不乐观，一定意义上很多人反腐并不是基于价值观念，而是心理失衡，这就是在台下时骂腐败，上了台后搞腐败，口中反腐败，私下搞腐败的双重人格的形成原因。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腐败，却没有我们这样严重？除了制度完善的原因，很重要的是文化的有力支持。正所谓西方文明两个基本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或者再加上一个罗马法。基督教的原罪和赎罪深刻地影响西方人，让他们在不能贪和贪不到的同时不想贪。处在透明社会，我们随时随地获得大量来自世界的信息。比如，不久前澳大利亚政府接待中国一代表团时因超预算花费200澳元，结果媒体披露致4名议员引咎辞职。北欧一个国家央行行长接待外宾时超标一盘鸭肝，因媒体披露而引咎辞职。法国一内阁部长使用公款缴纳90平米的公寓房房租，后迫于压力辞职。笔者到访几个西方国家，他们的热情仅限于语言，绝不象我们这样宴请，你想吃饭喝酒自掏腰包。看到发达国家政府与官员的清廉度让人羡慕，我们能不能按照其标准“扒粪”？不能。依照北欧的标准，中国的官员100%腐败，因为他们的标准是喝一杯咖啡允许，喝一杯红酒涉嫌腐败。如果把所有官员都视为反腐对象，既不合逻辑，也无法进行。因为制度缺陷与精神大厦坍塌的原因，全社会的人们都过度于物质享受或感官刺激，结果导致神性不彰，同时人性中的丑恶出现暴发式成长，“原因”广泛存在于官员、企业主甚至各界精英。既然腐败走过了长期的积累过程，并且有文化和体制机制的成因，就不能简单地针对单个人，也就是说当河南交通厅四任厅长前腐后继非个案时，我们就需要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而不是陶醉于“又抓出一个贪官”。简单说，我们诉求和期望值必须建立于可能和可行。

　　第三，追求官民良性互动。民众希望党和政府越来越好，理性者没有人相信中国有替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尤其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领导集体带领下正开足马力反腐治腐，这种情况下我们确有一个积聚正能量的问题，确有劲往一处使的问题。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从文化传统上讲我们不善于通过妥协找到最大公约数，更强调非此即彼，非王即寇。西方的文化传统与我们相反，他们也曾革命，但更习惯于妥协。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就是贵族与平民妥协的结果，1215年英国大宪章也是国王与贵族妥协的结果。如果在“扒粪”过程中不追求最大公约数，不实现官民良性互动，必出现上述所言，理想化为现实巨大障碍所阻碍，最终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倘若硬性通过，只能走中国社会变革的老路，以暴力方式进行着一次次轮回。为什么有西方学者评价中国总是处在历史的童年，或者说一次脱离起点又一次次回到起点？与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关系极大。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对立过于严重，且前者力量过于强大的问题。怎样化解？寻求妥协。引导既得利益者放弃贪得无厌的恶习，同时让非既得利益者放弃把皇帝拉下马自己坐龙廷的思维。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话，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实带来了新气象，确实想尽快把问题解决好，作为民众要主动承担自己的反腐责任，同时还应有足够的耐心。在矛盾重重、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我们只有给中央和政府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并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愿望才会化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