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后，国共划海为界，分庭抗礼，波及文化的事情不少。以当时中共陆续公布“国民党战犯”为例，除去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等政治军事人物之外，还有许多大学者、大文化人：翁文灏、王云五、朱家骅、吴国祯、张君劢、胡适等，在一段时间里，他们遭到不同程度的文字封杀。
　　
　　比如王云五先生，他是近百年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出版家。在战犯名单中，他高居第十五位，宋美龄才在第二十三位。文革结束之前，有关王先生的正面文字很难见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先生还要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他的书就不能用了？他总有可取之处嘛！”
　　
　　周一良先生在《我的〈我的前半生〉》一文中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文章中涉及到一些“有政治问题的学者”，无非是跑到台湾或海外去的人，当然要隐去其姓名，像傅孟真、俞大纲、胡适等先生。后来周先生发现，台湾五十年代翻印大陆出版物，也有类似作法，只不过是将作者名字换成同音字，类似清廷把孙文变成“孙汶”，以昭示其为罪人。当时台湾一些书籍中，将周一良写为“周乙良”，以致梅维恒先生在他著作者参考文献目录中，在周一良条目“一”字底下，还要加注一个“乙”字。
　　
　　台湾周法高先生《颜氏家训汇注》中提到周一良先生，将周一良写为“周乙量”。周一良先生风趣地说，周法高先生精于小学，应该知道金文中“良”与“量”本可以相通，“足见周先生为我更名是有依据的”。
　　
　　文革结束后，周一良先生因为参加了“两校大批判组”，受到审查。一段时间里，有人辑印他的文章，或删去他的名字，或删去全文，或在署名处打上×××。他自嘲“恶有恶报”，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写到此处，我想起另一件事情。前不久出版《周一良读书题记》，有贺洪亮先生著文指误。感佩之余，我还注意贺先生谈道：“就我目力所及，周氏其实在很多藏书中都钤有三方印，‘周一良所藏书’、‘毕竟是书生’和‘书生上了毛泽东当’。前二者倒是在本书中出现，后者未见，编者似有所忌讳。”读到这段话，再与上面的故事比照，我心中又平添几分感慨。
　　
　　说到文革十年，前些天我见过一位“文革人物”戚本禹先生。戚先生在文革初期名噪一时，但很快被打倒、入狱。他八十年代重出江湖，以“戚文”的名义写过很多书，诸如《评李秀成自述》、《秦代人物》、《两汉人物》、《三国人物》、《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等。
　　
　　二零一二年，戚先生与关锋先生合著《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在香港出版。我拜见戚先生，正是为了了解此书的情况。关锋先生与戚先生经历类似，他们当年同时火爆，前后入狱。出狱后，关先生以“古棣”为笔名著书立说，代表作为《老子通》。
　　
　　如今戚本禹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他散居，健壮，谈吐气韵十足。席间说到，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再谈到那一段“彻底否定”的历史，他所思所言，宛若另一种天地！（上海书评，发表时有修改2013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