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民政部发布会，有记者问：此次死猪事件，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是不是这样？民政部长回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合理，是比较低，收费标准是政府定价，政府监管，我们提倡的是文明节俭办丧事。如此作答，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更让人感觉到一种无奈。
　　
　　在全国上下都对此次黄浦江死猪事件关注的时候，相关部门也一再信誓旦旦的强调死猪事件对于江水质量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也本无可厚非，前提条件是你能提供相关的有力证据去说明。现在的关键问题却是，善后机制的不到位和相关部门信口开河的信誓旦旦，这不由的会加重民众对于事件严重性的猜测。对比下看看国外对于此类事件是如何处理的。
　　
　　2000年，多瑙河支流蒂萨河发生过一次突发性水污染事件，10多万升含有大量氰化物、铜和铅等重金属的污水冲泄到蒂萨河，最终流入多瑙河，造成下游长达500多公里严重污染，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均受到影响。事故发生后，在收到罗马尼亚政府的预警通报后，匈牙利政府迅速采取预防措施，下令立即关闭以蒂萨河为饮用水水源的所有自来水厂，大量张贴公告告诫住在蒂萨河沿岸城镇的居民注意防范。保加利亚告诫居民不要购买产自多瑙河的鱼。同时各国加紧治理各自境内的污染源，建立短期和中长期的计划，加强河流污染预警系统的现代化建设，严格水质检测制度，及时准确地对水样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2013年在中国上海，几千头死猪出现在黄浦江，我们的水务部门却宣布水质没有问题。也无怪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3月11日关于死猪事件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已倍增）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环境事件的性质上，此次死猪事件相关部门的表现完败。
　　
　　社会的进步是伴随民众的知情权的，但现在的现状却是政府和民众陷入相互的猜忌和不信任的怪圈之中。成功的社会需要高效、实惠的政府卓越地行使其必要功能，而这包括为这些功能提供充足的收入，但现实却是高税负背后的少作为或无作为。现在的公共官员与所有人一样，受私利驱动，根据其所处经济环境的规则和约束行事。这也是此次死猪事件引发争议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理性的政府官员那里，其只可能看到事件发生之后的托词，而不借力反思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将民众置于无知的地位。以此思维去观察官员的行为，公共选择经济学之父詹姆斯•布坎南的“政客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糟糕的结果”的理论毫无疑义的就会成立。
　　
　　现阶段的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公共事件的处理方式已经明显的透露出其弱智的行为所造成的民意不满会产生什么终极后果。在“天真烂漫”的政府解决问题方案和布坎南的自利政府官员之间，社会必须找到愿意取消表现低下的项目的领导人；改善服务；并缓解因无知官员的无知行为所导致的越来越效率低下的问题解决机制。黄浦江死猪事件是政府背离其效率行为的例证，但如无明确的服务政府的定位及克服官员私利的方式，此类事件不会是最后一个，社会承担的总成本也会不断攀升。
　　
　　“浙江几千头猪因付不起火葬费，集体含恨投进上海黄浦江”固然是网友调侃的段子，但对于不断攀升的社会总经济成本之下，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是现实存在的。民众如不能树立可持续的环境意识，而是一味的以经济利益作为幸福的终极目标；政府官员如不克己遵循公共事件的处理机制，而是基于私利的方式去敷衍塞责，社会受伤害的总成本最终还是会由民众和机制共同承担。如此，就真的是全民其乐融融“熬猪汤”了。（文/大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