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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对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辩论。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重弹“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并称“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将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归结为是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提出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同时也是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做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同志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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