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文/肖锋
　　
　　冯骥才惋惜，中国每天有上百条村消失。对此许多人无所谓。乡村代表落后的东西，正在远去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
　　
　　乡村无形的消失每天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大大小小的拆迁事件，更主要的是，乡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被完整置换。
　　
　　农二代三代不再回乡，他们以争做城里人为荣，以呆在乡下为耻。乡村不可爱了，乡村凋敝了，乡村消失了。
　　
　　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前年《新周刊》推出专题“民国范儿”，今年继而推出“先生”，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
　　
　　中国崛起还是“泥足巨人”？中国亟需人的建设，制度再大，人不行制度还是走样。人的建设需要百年筑基，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新乡村运动引发的更宏大的命题是，没有自尊自爱的人，什么建设终归走不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原因是我已经没有故乡”，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原因是我已经没有故乡”，《新周刊》改编三毛的歌词更有一种漂泊感。古人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少小离家老大归，“读三千年书，无非功名利禄；行九万里路，终归诗酒田园”。可今天我们将归向何处？
　　
　　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20多年前，彭丽媛唱出的这幅新农村蓝图，今天却变成尴尬现实。
　　
　　今天，多数中国乡村是“993861部队”的天下，是老人的乡村，是留守女人的乡村，是留守儿童的乡村。
　　
　　乡村沦落到今日，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第一次是粮食统购统销，以便用“剪刀差”实现国家工业化。第二次是人力剥夺，乡村精英大量进城务工，以低廉工资实现低成本“中国制造”。现在医保还账，每位农村老人每月区区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社保，不足以还历史的账。
　　
　　或许，失去乡绅阶层，使之失去文化传承因子，这也是民族之憾。今天，乡村机构更多在执行城市化、开发区、房地产征地、计生相关的事务。
　　
　　乡村是人伦道德、文化传承的根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特别强调精英回归。在梁看来，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
　　
　　城市膨胀不是问题，PM2.5不是问题，农二代三代回不去、进不来才是问题。
　　
　　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2011年9月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楼”和“厂房”取代“农舍”、“炊烟”、“小河”、“荷塘”成为宣传主调，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2011年10月8日，媒体发布了江苏华西村60层国际大酒店及“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以及华西村GDP增长的辉煌历史。这是被误读的新农村。
　　
　　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这些都是美好的设想。农民担心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蚕食，农二代三代担心不被打工所在地所接纳。
　　
　　另一方面，城市青年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生活期望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举个实例，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不盲从，他们并不弱于城市同龄群；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一旦被城市接纳，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70%。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本身。农民离开土地是大趋势。
　　
　　但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账。看看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直到赠予城市光荣建设者称号、允许以积分换取城市户口。
　　
　　未来十年，城市化仍是中国发展主流。“逆城市化”新景观只是个别现象。新生代农民在土地与城市之间尴尬地漂泊。他们既不在城，也不在乡。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场2亿非城非农人口与城里人的谈判。
　　
　　乡下人的误解和城里人的误读，城里人到底对农村打的什么主意？
　　
　　欧宁们下乡大搞新乡村运动，初衷无比之美好，怕只怕遭误解而适得其反。老乡们以为是来搞旅游和集市建设的，这些城里人新鲜一阵怕是会走的，有谁会放着城市现代化生活不过？
　　
　　新乡村运动的难点有二：一是与现有农村体系的冲突，二是与农民追求现代化需求的矛盾——我们刚沾上现代化生活的光，你们就号召回到乡村了？
　　
　　毕竟，城市代表未来梦想。FT曾报道，19岁农民工李菲菲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让模特穿上本身设计的衣裳。插图上梦想城市生活的女主角一手持Vogue一手持手机。
　　
　　20年前，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攒钱回乡盖房。20年后，新一代农民工要做城里人。农二代三代与城市同龄群具有相同的参照系。
　　
　　“大谷打工网”去年对1.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访女性给出的本身最想从事的10种工作中，有9种是服务业工作，排名前三的是销售代表、前台接待员和行政助理。
　　
　　像父辈一样“从业农业生产”一定是新生代农民最末等的选择。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农活不愿干也干不了。现在做农活的基本上是40后50后。
　　
　　让新生代农村人留在乡下是困难的，同样，让城里人住乡下更不现实。
　　
　　近年来传媒上传播着城里人一种伪乡村情结。他们对乡村的体验只限于农家乐和山间别墅。到了农村，洗澡怎么办，上厕所习不习惯，等等。当然，一条村几十万就能解决下水道问题。那么，寂寞呢，在乡下能耐得住寂寞吗？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对乡村的感情就像对“小芳”，“小芳”尽管清新可人，消费一把，始乱终弃，最终还是投向现代化“女郎”的怀抱。所以城市人真爱乡村，要先给“小芳”正名，给现代化“女郎”去魅。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实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