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0日晚11时，经武汉市武昌警方侦查，日本来汉游客河源启一郎自行车被盗案告破。被盗自行车已被警方追回，并连夜发还给河源启一郎。对于武汉人民帮助他寻找自行车，河源启一郎表示了感谢。（《武汉日报》2月21日）
　　
　　丢自行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看到此新闻之前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笔者在大学期间丢过3辆二手自行车，在工作之后，丢过1辆半成新的自行车。因为有这么多的“阅历”，我总感觉丢自行车之事不仅很小，而且找回来的机率也很小。但是，日本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却是幸运无比的，当地警方不仅立案侦查，而且发动了几万名市民进行爱心接力。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自行车终于找到并且物归原主。
　　
　　日本旅客河源启一郎的自行车，有许多区别于我国市民一般自行车的符号：一是，主人是位外国友人，而且是位来到武汉的旅客；二是，人家的自行车价值一万多元人民币，比老百姓的自行车贵多了。综合两种因素，积极努力去找回自行车，好像并不过分。
　　
　　但是，我并不认为公安机关找一辆一万元一辆的自行车和找一辆一百元一辆的二手自行车，在工作性质与工作难度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日本友人的自行车何以能如此被重视，而老百姓的自行车却享受不到如此之高的待遇呢？
　　
　　日本人在武汉丢自行车，只是一件偶然事件。但是，武汉市民在武汉丢自行车，却可能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公众对于同样是丢自行车一事感受到了“厚此薄彼”与“内外有别”，有所质疑是自然之事。在质疑之后，市民们想得到如同日本游客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丢失的物件是大是小，无论丢失的物件价值几何，警方都应该予以立案调查，并且倾尽全力去为挽回公众的每一份财产而努力。必要的时候，还应该像追回日本人的自行车那样发动市民。
　　
　　新闻中说，武汉警方自今年2月起，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破小案、保民安”专项整治行动。而且这项行动已经成绩斐然——近一周来，武汉警方已查破盗、抢、诈骗等案件200余起。可以看到，日本旅客河源启一郎丢自行车一事，可能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但是，话又说回来，“破小案、保民安”专项整治行动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悖论——此专项行动之前或之后，公民的自行车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吗？
　　
　　“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不应该成为特例。此事应该成为武汉乃至全国公共服务的典型标本，公共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有区别，公共权力应该一视同仁，像对待日本自行车那样对待公民的每份财产。唯有如此，公共服务才不至于被诟病为简单的献媚和一时的讨好，才能够得到更多的百姓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