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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做主的村民没有资格当这个家，他们只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大着哩！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说不清的地方，只有天知地知了。 2002年上半年，也就是第六届老窑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市场煤价已涨到每吨200元。算个粗账如果除去每吨50元的成本，每吨利润是150元，倘若按保守的年产10万吨计算，年利润是多少？天哪，1500万！ 史回中的第六条承诺虽然没有把这一切挑明，但仍然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 不过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他的第八条：如能当选，我将用自己的钱凭户口本为每个村民发放150元。他为了表明自己决不食言，特意在后面括了个“3日内”。 老窑头村共有1260口人，每年1500万元的煤矿收入人均至少在万元以上，区区150元何以能打动村民的心？这个问题靠一句两句话讲不清楚，里面太深奥了！ 从有了老窑头村算起，这里的人好像觉得他们天生下来就欠别人什么，只知道干活，不知道权利。惟听话才是本分，庄稼人就应该这样。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把他们放在了主人的位置上，党和政府把权利还给了他们，他们才开始学习如何当这个家，做这个主。谁料一个“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成了必须服从的“主人”，还是要听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有了侍弄亩儿八分地的自主权，但作为老窑头经济支柱的煤炭资源，他们始终没有主导过。一个“国家所有”，就将村里的煤矿合法地交给了国家特许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脚下的煤炭一车车运往山外，钱被少数人大把大把地获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他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但真正得到了多少，他们心里有数。现在不是第六届了吗，前几届哪里去了？要不是他们拼命地抗争，国家的法律在他们这里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一切，又有谁来过问和纠正？现在，他们好不容易争到了民主选举的权利，真正让他们可以行使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又在哪儿？看来仍然是遥遥无期。控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在上面，这谁不清楚农民是个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又没有国家干部那样的工资保证，谁没家小，谁不养家糊口？靠告状来获得本应是他们的合法权利，难啊！算了，抓住一个小炉匠，顶他十个补锅的，咱的卦就全打在选村长上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他们的这种观点，是现实主义的具体表现。他们没办法，他们无能为力。现在对他们来说，一个是悬挂在隔岸的一篮子馒头，一个是即将到手的一块窝窝头。他们思来想去，还是吃窝窝头实惠，总比没有强。 纵观史回中的八项承诺，有骨头也有肉，有虚的也有实的。 史回中的八项承诺后来被人们称为“史八点”，“史八点”犹如沉闷的夜空响了一声清脆的枪声。 这一枪打破了老窑头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属选举的沉寂，也为事态的发展留下了诸多变数。 史明泽处乱不惊 正当史回中的承诺在村中广为流传时，长期住在河津市的史明泽回到了老窑头他的家里。这时史明泽刚满45岁。他翻开《宪法》，又看了看河津市组织部的有关规定，噢，终于到了任国家主席的法定年龄，也过了不能再被组织提拔的年龄了。 从出了学校门到踏入社会算起，差不多30年了，现在论阅历不深不浅，论职务不高不低，论年龄也大也小。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被学术界称为的“村庄精英”吧！自进入村领导班子以来，虽然一直没有被“提拔”，但“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走”，村干部怎样当，他见得多了！ 他生在老窑头，长在老窑头，村庄社会又是个熟人社会，每个人的能力、爱好、性格，甚至细微的毛病，在这个圈子里都不是秘密。他45岁的人了，当然了解每个村民的“档案”，尤其是所谓的“精英”人物，他更是了如指掌。 从老窑头第一任支部书记史仓子背着干粮赴省城跑煤矿算起，史百锁、陈克行、马海成、马满喜等比他年长的老干部，都为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他很敬佩。 70年代，史培德放弃了马上可以由民办教师转为吃“皇粮”的公办教师的人生机遇，毅然回村挑起支部书记的重担。在他的任期内，老窑头村依靠独特的煤矿资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别的村每个工分仅1毛钱时，老窑头村却达到1块8，最高时两块，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啊！村民富了，村集体经济更富，村民的看病、用电及孩子上学费用，全由村集体承担，在1982年他辞职时，不仅盖起了价值20万元的舞台和村委会大楼，还为集体留下70万元的现金。 史培德卸任后，马满喜接任支部书记，史万义任大队主任，他们组织村民盖起了学校，还为村民发了百余台价值1000多元的牡丹牌和北京牌电视机，在当时城市里的电视也不多时，这足以让周围村的人羡慕不已。 史万义接任支部书记后，他这个老书记史仓子的儿子，继承父业，老窑头村又申请批准了两个煤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办煤矿承包给私人，老窑头村便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 史明泽历经了老窑头的演变，他何曾不想也干出一番事业，让村民世代也挂记他呢？以后即使不干了，也不枉活一生！但是，他还是个副职。 1999年，老窑头村开始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才决定竞选村委会主任！ 他与史回中年龄差不多，虽然不同龄，但属同代。他同史回中私人关系很好，史回中也是在部队上当了几年兵的人，见过世面，他俩搭班子，当然是个很好的组合。 “撕票”事件发生之后，没有中止唱票，他当选了，史回中仅差一票落选。 他当时也有让史回中当村委副主任的愿望，但他无能为力。选民投票选举村委会，不论主任还是副主任，均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他这个已成为主任的人，实在无法为史回中再加一票，这可不是由主任“择优录取”副主任的！ 但是史回中不理解他，对他有气，他觉得冤枉。 在他任村委主任的3年内，有些事情没有办好，他很内疚，这次又到村委会换届选举了，他决定再次竞选，当选后努力工作，回报村民，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史回中站出来竞选村委主任之后，他认为这不是史回中冲着自己来的，选举和被选举权是每个选民同等享有的，人人有权利竞选。再说，这几年他同史回中的关系也还不错。他没料想到，史回中会发出公开承诺，答应向村民发钱来竞选。当时有人告诉他，你也承诺发钱吧。他想了想，没有答应，也没有说不。他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个儿“清静”去了。 史明泽到底要采取什么办法竞选，只有他心里清楚。他了解史回中，他了解史回中的一切。他甚至认为史回中同他竞选村委会主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99年村委会换属选举时，他摆平了史万义，忽视了后面的问题，后来又冒出另一个竞争对手，而且是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同自己竞争的，好险哪！要不是自己多了个心眼，那一届村委会主任说不定是谁的。 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他现在经历的是第二次，但是自他干村干部以来，人大代表选了多少次，乡人大代表选乡长、副乡长多少次，他连数都数不清了。法律的“法”是死的，办法的“法”是活的。活的能管死的，哪有死的管活的？差额，差额里面同样有学问！他当选过人大代表，也选过乡长、副乡长。他当选乡人大代表时，那个差额纯粹是个摆设，他在选乡长、副乡长时，那个差额也是经组织认真挑选的。农民叫这个差额是“陪杀场”的。不管这个叫法好听难听，反正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差额，别的就再也进不来了，选举就不会出啥问题。 “坏”就坏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提名，再不能依赖组织上给自己挑个陪杀场的了。好就好在现在的史回中，同他的关系很微妙，起码不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按照这一次的选举办法，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必须是两个，也只能是两个。有了这个史回中，不就少了许多麻烦吗？因此，对于史回中的竞选承诺，史明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仍然处乱不惊，稳坐钓鱼台。他对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信心十足，他很清楚史回中这个竞争对手“有枪没子弹”，不会对自己的连任形成威胁。 3月18日，在村选举委员会和乡指导组的组织下，老窑头村以“海选”方式提名产生村委会主任、副主任正式候选人。由于史明泽此时仍然是选委会副主任，他有“决策”选举办法的权力，这次提名过程对他十分有利。候选人提名采取“流动投票”的方式，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每个村民小组设一个流动票箱，工作人员由3人组成，各村民小组的组长负主责，其余两人由村选举委员会指派。 史明泽的部分支持者参与了提名的全过程，他们抱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去收选票，当然也就成了代笔人的角色，甚至替选民全权代劳了。很多村民一看这架势，普遍认为村委会主任的职位就是史明泽的，选举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再说，史明泽这个人也不赖，1999年市乡两级查村干部的账时，村里还欠了占便宜的人的钱，这也与他无关。因此许多人投了史明泽的票。同时，史回中的“史八点”也起了相当作用。候选人就这样产生了。 候选人提名的最后结果是：主任候选人，史明泽158票，史回中57票；副主任候选人，史海河107票，史小官82票，肖关章71票。流动票箱啊，这个美丽的名字后面，民意成分究竟有几何？ 史明泽被提名为正式候选人后，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退出了村选举委员会，缺额由史海荣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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