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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是经济学教授，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曾经作为中国大陆整整两代人的必读的课程，现在他则举办了一个专为市场经济的投资者提供服务的“经济顾问行”。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面，主张还是立足本职下海好，一望而知，所谓“立足本职”，即不要放弃第一职业，所谓“下海”即中国人挂在嘴上的“经商”之代名诃。 有一位是话剧院的剧 ，他在乡下办了一个养狗场，拥有60多条种狗和180多条其他品种的狗。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但却希望张扬他的事迹的画家，他在一条小巷支起一架炉盘卖面条。 有一位写了不少小说的青年 ，他过去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市井语言红极一时，接着他就串通几位同仁搞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制作中心。 有一位是中国最为走红的影视明星，但是她现在正在经营她的“实业发展总公司”。她把拍电影叫做“银色世界”，把办实业挣钱叫做“金色世界”，她的最有时代特色的名言是“金山银山我都要”。 还有无数已经成名和正在成名的漂亮的女演员。她们的“第二职业”差不多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成功，中国人用一个新的说法来形容她们为“红粉兵团”，记者们则在报纸上惊叹这个“兵团”红粉佳丽们在生意场上南征北战，无往不胜。 在生意场上驰骋纵横的种种兵团当中，至少还有一个可以与“红粉兵团”齐名。这就是“记者兵团”。今天我们国家的记者多至十万，但真正一心为自己的“第一职业”效力者是不多的，即或有，也要被同行讥为不识时务。有一个新的民谣大致描述了这种情形：“一等记者卖情报，二等记者炒股票，三等记者拉广告，四等记者会上泡，五等记者写外稿，六等记者为本报。”你若要打电话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十有八九会没有人来接。你若找到他们的上级询问，上级往往会说：“连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为了阻止这种势头的蔓延，几个月来报纸的总编辑们不断发动“一心一意办好本报”的指示，并且制定出种种规则来约束下属的离心倾向，然而情况没有任何转变的迹象。 为什么我们国家会产生如此壮观的“第二职业”热潮？ 一般的说法是“太穷”，官话叫做“收入低”。这有相当的道理。穷可以产生谋财的动机。但是，一种动机能够导致一种卓有成效的行动，并且百折不挠，势如破竹，则要由国家的既成制度来分析。 我们国家的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是融而为一的，其宗旨是要“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也即人们工作不是为了保证社会运转的效率，而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的温饱，更由于人口众多，就业之岗位不能足以对应，所以，便要将一个人的工作分给两人、三人、四人，甚至七八个人去做。自然也就要将一个人的薪金分与两人、三人、四人，甚至更多的人去用。以政府之行政机关的人员来说，较之20年前增加了两倍。 这么些人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当然是无所事事，每个人都是闲暇时间的最富足的拥有者。我的一个朋友在机关里面工作已经多年，他每日唯一的任务就是把洗澡室的门票卖给职工。后来他贴出一纸告示，规定只在每月的第一天卖洗澡票，这样他居然就在一天之内将自己一个月的事情全部做完，其余时日则完全游手好闲。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就一般的情形来论，工时制为每天八个小时，实际上工人每日的有效劳动时间大致仅为五小时，政府职员更少，平均不足三小时。前些年中国大陆是政治第一而耻言利益，所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打牌、下棋、论形势、聊家常，或者公开批判异己，私下勾心斗角，成了普遍的风尚。如今人多事情少的状况并无改变，但是商业大门却已洞开，种种赚钱的机会接踵而至。人们便面临着有时间又有机会的局面。我的那位每月工作一天赋闲29天的朋友，为自己找到的机会是卖牛仔服，他开始终日忙碌起来，卖一天衣服所得利润比他卖洗澡票的月工资还要多。 就政府中的那些官员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和中国既成的计划制度，乃是他们种种商业活动的最雄厚的基础。 人人皆知我们国家的政府与经济是不可分开的，也即所谓“政企不分”。这是政府机构格外庞大的原因之一。中央政府的部门多至80多个，这些部门又一层一层地分化至各个省、各个市和各个县的政府，由上而下，掌握指挥经济的无上权力。比如你要建设一个工厂，那就一定要有政府的批准，你要向银行去借钱，银行的职员不是查看你有无偿还借贷的能力，而是看你有无政府的批文。钢材、石油、煤炭、电力等等，大都是紧缺的物资，为政府所掌握，你如果获得政府的批文，便可以得到质优价廉的物资，用它来投入生产则使成本大为降低，把它直接投入市场倒卖则可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你甚至有可能借助政府官员的权威，操纵明显不公平的买卖，令对手自愿赔本与你做成生意。 比如有一家服装工厂，其款式陈旧做工粗糙的衣服一堆堆压在仓库里面，按照市场的逻辑，这个工厂的命运将是倒闭。可是工厂为市政府所有，也即国有，所以市长便行使自己的权力施以拯救之策。他指令另一家棉纱厂将畅销的棉纱降价售出，条件是购买廉价棉纱者必须同时把那些滞销的衣服也买回去。棉纱厂明显吃亏，但他们不能违抗上命。服装厂绝处逢生，居然想到要将一役之胜变为常胜久安，于是聘请市长和副市长为企业理事。 很显然，计划的体制赋予政府官员们无上的权力，这是他们的“第二职业”得以成功的最关键的环节。这也是官办公司格外多、官员们兼职于企业格外多的最主要的原因。 政府有时候也会意识到，绝对的权力与唯利是图的本能一旦结合起来，便会产生腐败。事实上，我们国家政府官员利用权力谋得私利，已经是最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政府屡屡发动反对腐败的运动，这些运动均以宣传和整顿纪律为主，兼以法律的威慑。然而腐败之风日盛，腐败之行为也日益被人们视为正常。 举个例子，今天政府官员的收入当中，属于“第一职业”以外的部分已经非常庞大，有不少可以超过“第一职业”几倍甚至十几倍。每个人的收入究竟多少，就是他的上级和税务局也不会知晓。但是其中真正可以衡以法律的贪赃枉法者，毕竟为少数，大多数人则是学会了用一种更加机敏曲折的手段以权力谋私，即中国人所说的“灰色收入”，不黑不白，其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即令司法人员也难以区别。 这有1993年被揭露出来的一个事件为证。北京一个官员仗权贪赃，检察院最初查证其受贿多至数十万元，依刑律当判终身监禁甚至可以是死刑。但是后来有人提出异议，说此人的收入中，亦有可以列为劳务报酬以及回扣的部分，故不能视同犯罪行为，这样一来，所谓“受贿金额”便要减少大半，刑期亦只能在五年至八年之间。因为这种“不黑不白”的事实争论不清，此案拖延数月难决。 可见，“第二职业”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现象，追根寻源乃由制度所生。制度的问题不解决，仅仅是道德的说教甚至法律的约束，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摘自：凌志军著《沉浮》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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