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有所谓“立足本职”一说，意思是，每个人均应老老实实尽心尽责地做好党的组织交给你的工作，而个人并不具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今天这种说法已经被另外一个词取代，这就是“第二职业”。此种变化来之迅猛并且极富感染力，它对于中国人乃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这意味着，党的或者集体的工作，对于个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谋取职业。

　　所谓“第二职业”，也即在自己本来的职业以外，去谋得另外的工作和取得另外的收入。比如工人卖菜、官员经商、军人走私、记者炒地产、学生当 、 办公司、演员当教师、教师卖衣服、警察开卡拉OK歌舞厅、饭店服务小姐兼做皮肉生意……在我们的国家，“第二职业”已经是覆盖所有角落的一个社会现象。相当多的人由“第二职业”中所得到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第一职业”。

　　中国人里面，多数为农民。农民中间，具有劳动能力者多至4亿。这些人在种植业以外几乎全部兼营着畜牧、渔业、林果、商业或者工业，所以农民差不多可以说都是“一业为主，兼营其他”的人。

　　但是，我们的国家一向不把务农视为就业之一途，衡量一个人是否就业，主要地是看他是否在一个资产为国家所有的单位里面工作，政府统计就业者以及失业者的时候，也不把农民包括在内。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第二职业”的问题，并不是指农民，而是指居住在城里的那些本来具有国家公职的人。这些人大致包括1亿国有企业的职工、3000多万政府官员和职员、数百万教师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数十万记者、 、演员和其他艺术家，以及几百万军人。

　　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自己于第一职业之外究竟在做什么，就如同西方人不愿意公开自己有多少财产。所以，中国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第二职业，以及他们从第二职业当中究竟能够得到多少收入，乃是中国许多神秘当中最为神秘的一个。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部门可以作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一位记者估计，仅仅在党的机关和政府机关中间，开辟第二职业者即可达到1000万人。

　　对于某些人来说，职业以外的赚钱机会可能不止是一个，所以在第二职业之外，又可以有第三、第四，甚至第五职业。在我认识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有一天他对我一一算出他的职业，竟然多至9个。

　　流行语言的变化，大致上可以折射出我们国家的最新面貌。现在，种种最新的顺口溜中，最为流行的一句为“十亿人民九亿商，联合起来骗中央”。

　　另外一个说法是“要发财，忙起来”。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将这句话用做一篇文章的标题。他本人因此受到上级严厉的批评，可是这句话却成为无数人的格言。

　　人们对于“第二职业”的趋之若鹜，为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方面的一个特色。不过，这件事情的历史却至少已有十年，“三百六十行，行行经商”的高潮也已经有过三次。我的朋友们总是对我讲述着关于“第二职业”的传奇般的故事，这在普通的中国人中间引起无穷的联想，即在那些有权有势有名望的人嘴里，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

　　第一次的高潮出现在80年代中期。那时候普通人寻求“第二职业”，大体是摆个蔬菜摊、服装摊，或者开个修车铺之类，每日下班以后，便径自来到属于自己的小摊上。有的人则不仅在下班后，而且还可以找出种种借口逃脱“第一职业”的工作时间，来经营他的“第二职业”。不过这样的行为在开始并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允诺和制度方面的保障，所以，大多数人只是悄悄为之并且不能稳定持久。后来政府用行政的办法予以禁止。

　　到了1987年，此风再起。不过，这一回，那些摆摆地摊的老百姓可就是“小巫”，“大巫”是政府里面的某些官员。他们的办法当然也不会是跑到大街上去摆摊，而是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权力，将政府控制购销的物资转手倒卖，以获得价格之差额。那时候政府控制的物资，比如钢材、木材、化肥、煤炭、化工原料等等，极为广泛且销量极大，由政府投资的公司便蓬蓬勃勃诞生出来。官员们的“倒卖”行动获利甚丰，而且常常只要一个电话或者一纸批文即可大功告成。所以中国人那时有“一等人是‘官倒’”的说法。此种经商的行为以中国既成的法律衡之，难以归为非法，但毫无疑问地充满了官场的腐败气息。所以，政府又施以“整顿”之方针，严加约束。

　　浪潮在1991年之后再度进入高峰，势头远甚于以往，至今天依然如火如荼。文人们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所用的词汇，诸如“第三次商潮”、“商海沉浮”、“商潮震撼中国”等等，虽然耸人听闻，但却有着事实上的根据。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这一次人们是几乎不分先后地轰然而起的，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最为着名。

　　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放假的时候推着一辆手推车上街卖馅饼，他的馅饼格外好吃并且每只的价格还要便宜一角，所以生意不错。

　　可是这件事情之所以具有震撼的力量，不在于教授的馅饼生意有多好，以及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它是对中国几千年来“重文轻商”、“重义轻利”的社会意识的一个挑战。这件事发生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又是由一位具有教授身份的人物为之，便更加具有象征的意味。当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同情或者支持教授的行动，遂将蒙在“第二职业”上面的遮羞布豁然揭去。

　　适逢此时，美国人投资举办的“麦当劳快餐店”，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的交会处开业。它公然标榜自己招聘小时工。大批年轻人便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前去应聘，付出额外的劳动并且获得额外的收入。这可能是第一次把兼职作为一种就业制度引进京城里来，所以成为报纸记者追逐的对象。

　　舆论上既然已经成为声势，潜流也就变为公开的浪潮。“第二职业”迅速地淹没了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以及党、政、工、商、学、兵所有行业。人人争先，无所不为，只怕落了后手。

　　政府这一回不仅不再阻拦，而且还扮演了率先一步的角色：

　　贵州省政府的通告说，行政机构可以举办经济实体，官员和科技人员亦可在物资的经营当中入股分红。

　　山西省吕梁、临汾两专区，干脆将政府主管经济的部分改为公司，所有官员和职工，均以经商之标准一视同仁。

　　天津市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人才交流会，前来寻求兼职者，十中有七为政府机关的职员或者高等院校之教员。

　　上海宣布说，这里国有企业的职工中无事可做的富余者，多至十万，所以就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富余劝业开发”的大公司，意思是劝说这十万人统统去寻求另外的职业。

　　位于西北部的陕西省一向消息闭塞，行动迟缓，这一次政府雷厉风行，一下子成立2689个公司。

　　西北另外一个大省，甘肃省，官员们不仅在嘴上号召，且能身体力行。其中以天水市的一位区长最为出名。他在下班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之后，便来到夜市上摆摊卖饮料。他的比任何广告都具有广告效应的话是：“我不为挣钱，只想带个头，让有时间、有精力的人都大胆地到夜市上来做生意。”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东部山东省的栖霞县和中国北部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栖霞县一位主要领导和绥芬河市一位政府官员的所作和所说，和甘肃的那个区长如出一辙。

　　但是还有气魄更大的地方，其中有湖北省——它位于中南地区，据说这里的官员们从事商业活动乃是倾巢出动。举个例子，有一个镇的政府办公大楼已经跑出去了26人，包括镇党委的副书记、副镇长以及武装部长，真正是人去楼空。

　　华南之广州市，为中国大陆商业最为活跃的地方，根据官方的统计，在那里，国家公职人员兼有第二职业者为三至四成。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远远超过这个估计。据我的一位居住广州的朋友说，当地政府官员中若有人说自己没有第二职业，则会使人难以置信。

　　北京向为政治文化之中心，对于商业上的事情极为傲慢和不屑一顾，可是这一次政府居然也能闻风而动，发布一个通知，允许企业和行政机构的在职人员，业余时间从事其他服务性的经营活动。此禁一开，立即有数千人往工商局注册第二职业营业执照，昔日京城组织游行罢课之政治中心北京大学，现在正有上千学生申请打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中半数师生在校外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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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些事情，各级政府便只好摆出顺应潮流的姿势，其表现是将过去禁止这些活动的400多种文件全部加以清理，或修正或废弃，这一来，堤坝大开，“第二职业”更如潮涌。

　　对于名人和明星的崇拜，乃是人世间普遍的感情，无论中外，均有所谓“追星族”一说。可是，名人明星们并不一心一意地依赖于自己的职业专长，反而专注于专长以外之第二职业，并且由此获得更加巨大的名声，也许是中国独有的新闻。

　　名人们经营“第二职业”要比官员们更加理直气壮，也更加张扬。这是因为，他们的最为重要的资本是他们的名望，就如同官员们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们的权力。所以名人们的漫天铺张和官员们的暗度陈仓，同样是具有充分理由的行为。他们一般都敢于在报刊上公然申明，自己经营“第二职业”乃是出于某种大义凛然的动机，或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生意场上成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