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出于职业责任意识或某种精神洁癖，每当看到有关贪官污吏的报道的时候，我最关注的并非其花样翻新的贪污手段及其长达半行的阿拉伯数字款额，而是学历和毕业学校。“大学本科，毕业于……”，看得我心里咯噔一下；“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心里又咯噔一下，及至看到“博士”字样，简直有点儿让我怀疑眼睛是不是忽然老花了。老花也好鲜花也罢，总之必须面对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这伙小子的学历越来越高，毕业学校越来越堂皇。曾几何时，多是初高中和乡镇干部出身，顶好上过夜大电大什么的，而今几乎无不具有响当当光闪闪金灿灿的学历。如此一路关注下来，所幸暂且无人毕业于我的母校（党和国家领导人倒有几位）和我眼下供职的这所大学（科技精英倒有若干），更没有我教过的学生，让我望着天花板美滋滋了好一阵子。但事情的实质并未因之有丝毫改变：大学教育和我等教授怎么教出了一大帮子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的不逞之徒？
　　
　　当然，若全部归罪于大学未免有“自虐”之嫌，更有失公允，毕竟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哪怕再不靠谱的教授——蓄意教唆学生毕业后专门去搜刮民脂民膏；但若说和大学毫无干系怕也说不过去。“传道、授业、解惑”，三者首推“传道”，而“传道”当然包括道德。何况此为母校，彼为学子，既为“母子”，则子之不肖，母自有责。忝为教授的我所以关注彼等学历且心里一再咯噔，原因亦出于此。
　　
　　可问题是，大学中与道德教育有关的政治类课程可以说比比皆是，相关机构和人员设置也一应俱全：兼职班主任、全职团干部、专任副书记……，无不有职有权有钱有物有奖有罚。例如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等方面突出表现者的奖赏方式，就有优秀学生党员、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等种种称号并以相应分数计入成绩总分。登高一呼，山呜谷应，点铁成金，撒豆成兵，效果不可谓不好，成绩不可谓不大，怎么就活活弄出“将来时”贪官污吏来了呢？端的匪夷所思。
　　
　　也巧，昨天有几个学生登门求教。上午十时的阳光从书房窗口光朗朗播洒进来，音箱中低声淌出《高山流水》那超越凡俗的古琴旋律，于是教室语境下的师生隔阂很快消融，交谈亦随之放纵开来。“其实坏事就坏在奖励，”一个女生连珠炮似的直言不讳，“大家为了得到奖励——比如为了当优秀团干部为了加分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故意往好里表现，那其实只是一种顺从，一种驯服，跟道德根本不搭界。说得难听些，甚至不过是一种伪装，一种趋炎附势投怀送抱罢了，按理这样的人该得到批评惩罚才对，却成了优秀……。”一个男生当即接道：“不少同学为此弄虚作假，最常见的是说假话说官话说套话，说的越多越漂亮越是好人，越显得道德高尚，越有便宜可占……这样的人毕业有机会不贪污受贿才怪，因为那样才能占大便宜。”又一个女生略略迟疑地开口了：“也别净说俺们学生弄虚作假，你们老师有的不也同样……”
　　
　　学生走后，我仔细思索学生的话。不错，道德乃是心灵的自觉需求，是主体性的自愿表达，而非外部功利性因素催生的。相反，外部功利性因素有可能催生弄虚作假——何况大学本身有时也弄虚作假——而弄虚作假无疑是日后贪污受贿基因之一。事实上，贪官污吏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弄虚作假。
　　
　　关于弄虚作假，我不禁想起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2011达沃斯论坛”的发言。他说中国十几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如果把所有学校都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道德水准会大大提升。“因为我们从小学开始，每一步都在培养大家说假话，这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国民素质。”是啊，日前去南京讲学时就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她上中学时写的作文大多是说谎，“不说谎不弄虚作假哪能拿到高分呀！你想，日常生活中自己身边哪有那么多令人实际发生而又令人感动的事情啊……”
　　
　　如此看来，反贪教育要从学校抓起，从改革道德教育的方式抓起，从培养健全的人格抓起，从大学自身抓起。作为第一步，我发誓，我等教授以后绝不弄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