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田舍郎，莫登天子堂”是历代读书的人的梦想，更承载着他们家长们的希望。可如今大学生农民工与不读大学的农民工所做的工作几乎一样，所获得的报酬也相差无几，甚至不如农民工父兄的工资。大多农民子女读大学，父子希望成为海市蜃楼。

　　有媒体报道，导演李军虎遇到了陕西农民韩培印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望子成龙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9年前，当儿子韩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老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父亲如此吃省吃俭用，儿子在学校的生也很艰难：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韩胜利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最终，韩培印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邻居感叹：“小韩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老韩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

　　事实上，像韩培印父子的境遇成千上万，在当今中国成为常态。1977年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封闭闸门打开，机会平等疏通阶层流动管道，亿万草根由此出发，实现以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传奇。近年来，我们惊奇地发现，经济一路狂奔，似应放慢脚步，等一等落于其后的“机会平等”。贫富悬殊、收入根本严重不公、丛林法则、赢者通吃、阶层固化等现象再次拉响机会不公的警报。

　　大学生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不如农民工。他们从事的职业诸如：保安员、保洁工、快递员、卖串串香的小贩、建筑工地绿化员、街头兜售手机的游商、做凉皮和刨冰的店员、汽车贴膜小工、胡辣汤小摊摊主等。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2000元左右。如此看来，读大学有何用？除浪费青春不说，还白白花掉了为数不匪读大学的学杂费。要知道，那些学杂费都是农民家长辛辛苦苦所挣、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大学生农民工生存状况如此不堪的严酷现实告诉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我国的教育制度。近十多年来，我国高校盲目扩大招生比例，将绝大数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升格为大学，高校数量之多，大学毕业生人数之巨前所未有。与之对应的是，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所剩无几。据笔者所知，职业技术学校都放在各县去办，称之为“职高”，这类职业学校无论从师资和教学设备上说都大打折扣，职业教学的质量可想而知。如此一来，一方面是没有学到实际操作技能并高高在上的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具有实际操作技能的人才相对紧缺。

　　还应看到，我国“萝卜招聘”事件频发，是对农民子女向上流动空间的最大障碍，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拦路虎。而这种上行通道受阻，最危险之处还不光在于社会分层的固定化，更在于这种固定化给中下层民众带来的普遍绝望与被剥夺感。正常的社会出现阶层分化不可怕，可怕的在于一个绝望的群体，尤其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绝望的、弱势的群体，是很容易铤而走险突破底线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无论公民处于何种阶层，应该都可以通过正常的创业、招考等方式实现身份和经济地位的变化。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才越有活力，也越有向心力，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虽然，农民子女大学毕业就业难、薪俸低，但在目前，权力寻租、阶层固化、诚信遭到普遍质疑的社会环境下，高考制度还算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读大学，特别是读名牌重点大学依然是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因此，“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之论，还是不可取。

　　笔者以为，大学生农民工的状况值得堪忧，他们在乡村享受不到城里的资源，在城里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他们只能靠个体的力量改变命运。首先，应尽快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体制，加大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停止高校过滥盲目扩招的格局；其次，党和政府应尽快建立任人为贤，机会均等和用人机制，合理分配就业资源，杜绝或者尽量减少“萝卜招聘”等事件。不然，像韩培印父子这样希望犹如‘肥皂泡’的悲剧还会不断上演！

　　（来源：闹市一博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