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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洪水”
1974
年8月3日
，金村出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当地人称之“八·三洪水”。只要一提起此事，乡民数年之后仍惊魂未定。
1974
年8月前后，大洲一带一连数日，大雨不停，溪水漫涨，原来村旁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突然变成了一条狂放不羁的“黄龙”，奔腾呼啸而下：溪上的木桥迅速冲垮；数年来辛苦砌成的堤堪一夜之间就被“黄龙”毁掉；洪水漫进村落，多数房屋、田地淹在水中；许多民居被洪水冲倒；多年来，依靠肩挑手砌，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大寨田”，霎间无影无踪；远远望去，山村、农田浸泡在一片黄色的汪洋中，能见到的只是村前一排巨树，在洪水中依然巍然屹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那场灾厄，多半是老天不照应，淫雨连绵，造成山洪瀑发；另一个因素却是“人为”的，那些年来人们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不图“酬报”山林，大自然所给予的无情“惩罚”：村民们无休无止地砍伐山上的树木，成片的高大古树被砍倒，以换取年终可怜的“化红”。高山上的百年大树被砍下后，甚至连树根都刨挖出来当成柴火烧掉。光秃秃的山地，普遍地被改造成了“大寨田”，或者是种植番薯或者玉米之类的山地农作物，用以填饱肚子。块块梯田虽然可以种植粮食作物，却改变了浙西山区的生态环境；或者说，破坏了原有森林植被。当暴雨来临之时，土壤失去了树木植被的保护，山上的泥土随雨水冲进了溪沟，汇成的滚滚泥流，又摧毁了村庄、田野。
当“代课老师”
有一次，金村小学的一位老师病倒了。据说，他家的负担太重，长期营养不良而积劳成疾。学校需要安排一个人代课，管知青的刘大伯，也就是“金村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际亮便说:“还是小龚去吧，他人老实”----随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此后，凡“村小”有事，大队便安排我去代课，一时，便成了随叫随到的“替补老师”。
刘大伯虽然不是支书，也不是大队革委会头儿，但是他那个头衔“贫管会主任”却是直接管理金村学校和知识青年的。虽说这个职务不拿工资，也不计“工分”，也无什么“特权”，但是他在村中辈分较大，又顶着“主任”的官衔，说话还是蛮管用的。
“捉刀”
有一次，梅城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大队支书识字不多，按传统，村小老师向有“捉刀”义务。那一阵子，我刚巧在村小代课，这个任务便落到我身上了，别的老师对于写总结之类的额外负担，多很“头疼”，而我对此倒蛮有兴趣的。
于是，由我起草代写了一个汇报，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报告大致是这样写的：金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到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村子虽地处偏僻，但是森林资源丰富。村民在支书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一边砍伐树木，一边开荒种地植树造林，不仅提高了收入，而且还造福于子孙后代云云。
未料，此报告送上后竟得到好评，也许这个报告点到浙西山区普遍存在的“穴点”上了，村民经过“八·三洪水”的教训，懂得了改造生态自然的重要性。
没想到，金村大队居然被评上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大洲原本就是全县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金村也是一个远离城镇的自然村，自古至今都没有被县官看重过。以前几任老师也替支书捉刀，反映多数“只是完成交差的任务”，并未引起什么反应。
这一次，总算给了村干部们一个大大的“露脸”机会，村民对我不由刮目相看。
“先进事迹报告团”
金村被评上了“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后，上面还组织了一个“先进事迹报告团”，各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派出人员到各公社去巡回宣讲，由县区领导领队。
各个“先进集体”代表所讲的内容重点各不相同，金村主要是讲如何保护森林资源、如何保护植被。当然，其他人讲的主题各有侧重，有的人宣讲“如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的人讲“如何刻苦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讲如何做好农田基本工作等等，不一而论。金村的那份报告署名是大队卢支书，原本报告团是要卢支书亲自去巡回演讲的。
但是，卢支书推说“太忙，抽不出时间”，我作为“知青”、“村小教师”、那份报告的起草者，当仁不让的成了报告团的成员。其实，那一次，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几乎走遍了梅城区的各个乡镇村落，诸如，马目、乾潭、三河、大洋等公社，令我对整个梅城地区有了一个“鸟瞰式”的了解。可以说，这次巡回演讲对我以后的工作不无益处。
“宣讲”
其实，到各乡村去宣讲也很简单，只要照本宣读就行了，费不了什么神。
听众多是各公社、大队、小队的领导、中小学师生等等。我们到达以前，区委正式行文到各公社，安排了日程表，某日到某公社，由公社广播站事先通知相关人员出席。
乡间每次开会，干部有“开会拿工分”之说，既然是上级叫开会，不能不去，再说开会有工分拿，而且还有会议的“误餐补贴”。无非是带一张耳朵去坐着听听而已，何乐而不为呢？因而，每次上台宣讲，礼堂里听众总是济济一堂。
不过，到各公社去巡回宣讲，当天是赶不回来的，需要住在所在地。如果公社驻地有招待所，那么，我们可以名正言顺住招待所，所需费用拿回来报销。但是，有的公社没有招待所或旅馆，就由当地公社干部分摊住到各乡民家中去。
当然，领队的县区领导住在支书家里，我们这些宣讲人员，被安排在各农户家中，食宿也多由所在农户安排。一般来说，被安排的那一个农家，对于这个农户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如果某位领导住在某位乡民家，这位领导干部曾有过什么“指示”，做了些什么事，多会成为日后这家农户长久的议论话题。
马目“竹叶鱼”
尽管按照县里统一规定标准付的钱款、粮票相当少。但是，轮到住在那家农户，那家农户便会尽其可能，拿出好酒好菜款待。再说，来的都是客，建德人向有好客传统。
我住在马目农家吃到当地一盆名菜，叫做“咸菜竹叶鱼”迄今记忆犹新。马目是梅城的一个公社，那里有一种很著名的小鱼，体形细长微扁，形若竹叶，村民称作“竹叶鱼”。
我住在那家农户，伙食也安排在那家，吃了这款咸菜竹叶鱼后，深感鲜嫩骨软，且少鱼腥，虽是农家菜，其味却胜于大饭店，宣讲团中知青吃后，个个夸口不绝。
这是一种马目乡间特有的小鱼，色青，无鳞，体瘦，略有斑纹，大小若片片竹叶，多出现在高山深潭的碧溪之中，那里水质清澈，无污染，适宜于竹叶鱼生长。
我们的到来，乡民特地捕捉此鱼加餐，我到灶间去看过制作方法：农妇在锅中放食油少许，将此鱼略烘熟，呈黄色，然后，置咸菜于其中，稍炒，便可以出锅了。此鱼口感甚佳，肉特嫩，味特鲜，无须加味精，就相当可口了。
乡民说，也有人将竹叶鱼煮成鱼汤，此鱼汤就是不放生姜、料酒等作料，也无鱼腥味。据马目人说，制作此鱼的方法甚多，也有人加酱油、糖、料酒等油煎红烧，但是味道大为逊色，不如用咸菜煎烧好吃，这样才可以吃出竹叶鱼的本味。
陈硕真的故事
竹叶鱼，其鱼外形酷似细长的青竹叶而得，乡民还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马目，濒临新安江，背山面江，地势不同寻常。建德一带乡间流传着许多义军陈硕真的传说，唐代，淳安女子陈硕真率众举事，自称“文佳皇帝”，占睦州，克歙州，攻婺州。永徽四年（653）某日，陈硕真兵败，撤退到马目。其部下固守江岸，等待援军。
未久，大军就断了炊。山边有一条小溪，清泉蜿蜒，潺潺不断，流入江中。
一日，陈硕真到江边巡视，只见水中有无数野鱼，轻盈地在溪水里游来游去，大喜，下令士兵将游鱼捞上来充饥。未料，士兵捞上来的不是鱼，竟是片片竹叶。
陈硕真大怒，拔出身上的佩剑，挥剑向身边的翠竹枝叶劈去，说道：“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吾陈硕真起事以来，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为黎民百姓兴兵作战，出生入死，人说，天无绝人之路，苍天何不助我一臂之力？”
话声刚落，只见落入溪中的竹叶皆成活鱼，跳出江面。兵士们纷纷下水捕捞。当晚，士兵将鱼煮熟了，饱餐一顿后，士气大振。
是夜，陈硕真率领众将士乘敌军不备，一鼓作气，突出重围。
乡民为何称此鱼为“竹叶鱼”，还有一个传说，在天灾人祸的日子里，浙西一带山民生活异常贫困，缺衣少食，穷困潦倒。一日，观音菩萨到人间察访民情，见山人依靠采集野菜、野果为生，个个面黄肌瘦，食不果腹。观音菩萨顿生仁慈怜悯之心，随手采摘了一大把竹叶抛洒在水中。片刻之后，溪中的竹叶便变成了条条小鱼，在水中游荡，人们纷纷下水捕捞。因而，这种形似竹叶的小鱼又被叫做“救命鱼”。
“民办”老师
未久，金村学校凑巧有个“代课转民办教师”的指标，尽管当时也有几个人眼红，也有别的知青在领导那里咕咕噜噜的说:“他是黑六类子女，反而有照顾”云云。
但是，我还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正式“民办老师”。
所谓民办教师，又称“民办公助”，一个很奇特的位置，当时乡下学校却相当普遍。月薪28元，一半工资由国家拨给，另一半由生产大队在集体资金中补助。
我马上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亲，他们也挺高兴的，因为我毕竟能够“自立”了。在我没有当老师之前，父母怕我在农村劳动太辛苦，如果吃不好，会影响健康，总是熬熬省省，每月从父亲的工资中给我汇十元钱来当生活费。
现在，我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有固定收入了，可以“自力更生”，不必再给我寄钱了。
虽然那时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作为教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对于乡民来说，“村小老师”，仍然是一个颇受人关注的职位。老师不须一定要下田干活，不需要饱受日晒雨淋煎熬；有固定的收入和作息时间；手上戴着手表，在村里优哉悠哉地走来走去。许多村民将村小老师等同公社干部来看。
放学后，老师出村办事，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便会问：“某老师，现在几点了？”
老师便会扬起胳臂，说道：“现在11点多了，该回去吃晌午饭了。”
对于那时的人来说，手表是一件极为稀罕昂贵的物品。乡民眼中，只有公社干部与“村小”老师才配佩戴。记得父亲当年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价钱是120元人民币。如果折算起来，我每月工资28元，几乎要四个多月不吃不喝，才能凑足这个“庞大”的数目。
金村学校
对于附近村庄来说，金村是一个大村落，小学一至三年级为“复式班”。所说的“复式班”，也就是一个班有三个年级。教室里，学生按年级分别坐成三排，只有一位老师。老师先给一年级讲课，布置做作业；然后，再给二年级讲课，三年级学生在外面活动，这样三个年级的学生周而复始，轮番交替授课、做作业、课外活动。不过，等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学生便要“分班”。因为邻村几个复式班的学生要上四年级了，他们都要转到金村来上课。
这是一个看来很奇特的学校，但是，当时乡村中却相当普遍。除了一至三年级为“复式班”外，四至五年级为单个成班级外，还有班叫做“初中戴帽班”。所谓“戴帽”，也就是除了小学之外，还要加上二个初中年级的班级。我那几年在初中班教语文、史、地等科目(图2)。现在想起来，乡下小朋友纯真朴素、天真，虽是文革期间，他们也不像城里的学生那么“凶狠”，还算是相当尊重的。不会如动不动就对教师说粗话、动手脚。小时，看过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对她们的教书生涯挺羡慕，现在自己竟然也成了乡村教师了。
坦率地说，那些年来我与他们相处的日子还真是蛮开心的，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感觉。后来，就要回城时，每当想起金村小学的生活，还真有几分留恋。
每天除上课外，春天，跟着小孩们到溪里去捉石斑鱼；秋后，到松树林里捡“松树笋”（平菇）；晚上，听听收音机排遣寂寞，慢慢地打发日子；寒暑假还可以回杭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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