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日沙巴以北 》）

进一层说，神和人、神性和人性之相关，其交结点在于灵魂。“人性”也可以理解为人的灵魂显现与万物不同的价值与性质。作者写藏区异教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宽容器量可以归结为一种灵魂的品质和人性的升华。“信仰在这里深入人心，你念你的‘唵嘛呢叭咪吽’，我念我的‘安拉，阿米乃’。信仰作为一种传统，早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指引着人生前行的方向，也是高原上具体的生活事实”（《落在甘南的羽毛》）显而易见，作者最深恶痛绝的是伪信仰，以及宗教信仰被政治强奸。“从一种信仰变成另外一种信仰的过程中，民众好像并没有因此进入天堂，倒是经受了无尽的苦难和伤痛。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地区笼罩在宗教争端的阴云下，随时都有呼啸的子弹打穿屏幕，让我们舔味血腥，而严重缺席的信仰危机，并无终止的任何迹象。或许，很多宗教信仰被政治团体利用了，我们看到的争斗和信仰无关，只是祸藏在西装革履的利益野心。”（《和一只鸽子说话》）反过来说，这个世界若丧失了最后的神性和神秘，人类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甚至连蜗牛壳还不如。“事实上，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神秘都不在了，我们就会跟深海的水母一样，既没有大脑也没有血管，任由物质圣经把我们螺丝样固定在工厂里没有思考的转动。”（《高原奇人》）

我以为，作者写得最痛入骨髓的，当属这篇惊心动魄的《神启猎人》。它可以视作嘎玛丹增个人的代表作之一，也同样是当代散文写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是因为：它拷问个人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是罕见的，每个细部发出的追问都精微、尖锐、令人灼痛；它将现场中瞄准白羽黑脸的白马鸡的镜头，与回忆中“杀人”细节加以链接所产生的“气场”涵盖了人间众生与宇宙万物；它在质疑中不断游移、置换、互否的三个角色——猎人、军人和罪人——并形成意识流的结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审问并解剖自己，将自己的灵魂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古以来就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作者所言：“长期以来，有一份特殊经历，我一直惧于说出。说出就是打开，打开就可能是向自己举起弯刀。我被时间追究的痛苦秘密，其实就是一个长长的噩梦。……我杀了人。回到这个事实，于我有如刮骨留蛆。”三十年前他是军人，曾经做过一名执行死刑的枪手。尽管这是在履行法律的权力和军人的职责，但其中的场景和细节仍充斥着非人道的残忍气息，例如行刑前的预演：行刑队站在监狱外的高墙下，枪口对准人犯的后脑勺照相，留此作为验明正身的证据。“一个模拟的行刑现场，相当于表演性的枪毙人犯。被枪口指着脑袋的人，不可能把这视作戏剧，分明就是在约会死神。我并不清楚被枪口预约的人，该经受怎样的心理恐惧和心灵苦难，这种形式又是怎样的反人性。”

在我看来，文本中的叙述至少纠缠着三个自我：一个是原我，一个是愚我，一个是罪我。“愚我”是当年那个感到“心安理得”和“荣耀”的我，是他“杀”死了作为农民之子的“原我”。三十年中不时自责和忏悔的则是“罪我”——感到“身体内部那个蝎子”在“摇头摆尾，狠狠地咬我”的那个我。三个“我”寄存在同一个躯壳内，三十年持续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灵魂的战争。

在一个没有炮火硝烟的屠场，我把自己杀死了。杀死了我一生的安宁平和。虽然，惩恶扬善也能以杀为度，放下屠刀亦可立地成佛。然而我至今找不见可以宽宥自己的足够理由。当年那个黑洞洞的枪口，填满一个军人的幼稚和激情，在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的欢呼声中，我竟然感到了可耻的荣耀，似乎真的在战场，成了人人敬仰的英雄。

我在说什么？发心起愿！并不是杀人这个事实，让我不能释怀。是那个念头，和事实上的荣誉和正义毫不相关的念头。因为在那个念头里，我感触到的光荣和满足。

别以为一切都可以烟消云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对上帝负责。那个上帝不是别人，不是佛和神灵，是你自己。你的念头里有罪，你就已然有罪。

（《 神启猎人 》）

嘎玛丹增对这一事件的剖析是细及毫发深入骨髓的，他的忏悔也因此获得撼动人心的力量。一个不忏悔的个体或民族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那些经历过文革并有种种“恶行”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真诚“忏悔”呢？说到底，忏悔是救赎和自赎的事业，因而更是灵魂的事业！它一半关涉人性，另一半关涉神性。上帝或佛只暗示“应该做”，而每个人则必须回答“怎么做”。

古希腊哲人说，向上之路即向下之路。嘎玛丹增的散文写作也是如此。只有在向上之路中才能发现向下之路——那儿通向深不见底的心渊和魂狱。倘一个写作者不敢直面向下之路，不敢拷问自己内心的昏暗，那么他的向上之路也变得十分可疑。必须强调的是，嘎玛丹增的向上之路和向下之路，筑基并归结于一种个人的文字宗教——只有对语言怀有敬畏之心，才能得到语言之神的格外垂青，也才能由境入镜并由镜返境。本文所举的例子，亦足见其语言之灵动，之清透，之简劲，具有神启般的粘合性与穿透力。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展开探讨。这也无妨。比探讨更重要的是直接阅读——上述“抛砖”之探讨，也有待于读者的阅读与鉴别。

二〇一四年元月十五至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