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说：“小说是一个广袤的世界，比小说更广袤的是世道人心。”①张策的中篇小说《青花瓷》（发表在2013年第6期《十月》，相继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正好印证了这句话，共计二十节的文本内涵丰富，人物人心深不见底。当我读到小说倒数第二节时，认为它是在为中国传统伦理唱挽歌。因为聪明、坚韧的继母冯婉如勇敢地担起了持家理家的责任，哪怕是卖血、卖瓷坛子，也要让全家人渡过难关，让他们各自找到生活的归宿。正如她自己所言：“这是我的命。我认命，所以，我努力了。为了你们兄弟，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我只要你记住这个。”对生活已全然失去热情的刘大夫在冯婉如的侄子到刘家抄家撒泼时，他竟然发出男子汉的铮言：“不关她（冯婉如）的事，东西是我的，也是我埋的。”就这么一句便可窥见夫妻人伦没有崩坏，冯婉如和刘大夫的担当意识亦蕴含在字里行间。由此可见，刘大夫及冯婉如所维护的还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即仁、义、理等，可是，他们的下一代，刘大夫的几个子女就不一样了，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些，如“刘庆国对父亲（刘大夫）的恨很复杂，他很长时间都不清楚自己恨这个给了他生命至今还在给他吃喝的人是为什么。”以至于冯婉如都说：“我总不明白，你们兄弟为什么都和他不亲近，而他是你们的父亲。”“她（刘庆英）仍然在因为上医学院的事怨恨冯婉如，仇视如同深埋在心底的种子，时常吐露出一点嫩芽。”

和谐

显然是特殊年代和特殊家庭出身这两大重要背景因素造成了亲情的分裂，加之世道人心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确不可相通。于是，我便从人性层面来反思“文革”，是因为“文革”这场浩劫，让刘大夫子女的“人性恶”才得以凸显，子女与父亲及继母之间才呈现出透心的冷漠，从此便认定这是一篇“反思文学”之作。同时，也认定它是在为传统伦理的衰微慨叹。

可是当我将最后一节看完之后，这一结论又被否定，毕竟刘大夫子女还在商讨迁坟的事，如“身患癌症的刘家长子冯建国把弟妹们召集到北京，商量为父亲迁坟的事情。”正如“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鲁迅的《故乡》）。看来，九泉之下的刘大夫可以瞑目了，子女们还是承认了他这个父亲。

此前，改名换姓的大儿子冯建国（原名刘庆国，他为了上大学读军校，摆脱自己家庭出身遂改名）对刘家及刘大夫持不接纳的态度。譬如冯婉如为生活所迫到冯建国就读的那所著名大学去找他想办法，冯建国却冷冷地回答她：“我和刘家没关系了。”后来，想家的冯建国回来了，适逢听说父亲病危，冯婉如问他是否去看看父亲，他却总是说没有时间，还不让冯婉如告诉两个弟弟。他说：“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了，父亲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幼年的一种记忆，和他们的现在无关了。‘我知道我们应该孝敬，可是……父慈子孝，父亲……’他没再往下说。”小说如果到此结束，我们会对冯建国失望，对人性也会失望。

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全部价值所在。毕飞宇说，对一个 来说，人道情怀比想象力还重要。小说末尾笔锋突转，让人性的亮光闪耀绽放——改名换姓的冯建国还在想着父亲，和谐主题也不动声色地彰显出来。由此看来，张策详细地描绘了情感流变过程，让人性的亮光忽明忽暗，给读者以审美的感受。具体表现为让父子情感由相互对立、相互隔阂到相互谅解、相互融通。小说基调以冷漠为主，开篇伊始就是如此，如冯婉如进刘家大院的那一刻起，继子继女的眼里蓄满仇视。再如“她（冯婉如）没有再质问继子们对老父亲疏远的原因。没什么可问的。刘大夫的离去，让他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继母与继子之间的隔膜，父亲与儿子之间的隔膜，孩子们与这个深宅大院的隔膜，虽然都在时代的变迁中如同一把被磨钝了的刀，但刀毕竟是刀，它的冷峻留下的疤痕，平复了，却仍会在阴天下雨时用隐隐的疼痛折磨着每一个人的情感。”但文本结束之时，基调则趋暖，布满亮色，给读者以心灵的慰藉。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为“别人设想”，“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倒数第三节早已埋下“和谐”的伏笔。刘大夫说：“庆英，我肯定是不行了，而且，我一定是会死在这山沟里的。我不放心的，就是你。你的哥哥弟弟们，不理睬我，我不往心里去，因为我也对不起他们。而你，在你这个没人要的老父亲最没有办法的时候，陪了我最后的日子。我谢谢你了。所以，你要听我最后告诉你的话，安明有毛病，可他是唯一能陪你到底的人。人啊，这一辈子，是要有人陪的。再刚强，再豪横的人，也一样……”父亲刘大夫对女儿刘庆英说的这番话，是劝女儿珍惜与丈夫之间的姻缘，不要对自己的丈夫要求太高。接下来，刘庆英扬言继母冯婉如从来就没有爱过父亲，父亲则说“‘可她为了你们付出了很多。’刘大夫郑重起来，‘这个家如果没有她，我一个人带不大你们的。你要记住这点，永远记住。’”仔细品味，刘大夫两段话语旨在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刘庆英的家庭虽呈破败相，但是煞费苦心的继母冯婉如的疼爱则助长了她的娇气，使她受不得丁点委屈。她对继母心生怨恨也属正常。那么，刘大夫对刘庆英的教导及告诫则是告诉女儿怎样做人，要她学会容忍与包容，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宽容、友爱、关心，而不是渲染仇恨、敌意，更不是沿袭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文艺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生活的影响。时代主题的转换要求文艺面对生活调整自身的姿态。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文艺的斗争思维向和谐思维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②“笔墨当随时代。”《青花瓷》的故事讲述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张策以温暖的目光注视着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让他们的心田变得柔和起来，如“许多年之后，刘庆英终于在某个场合承认了继母的决定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张策对传统的“共犯结构”进行了颠覆，称得上比较别致的写作。

活着

“小说是一个广袤的世界”。昆德拉曾认为小说的精神之一是复杂性，强调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是的，《青花瓷》在坚守平和从容的伦理叙事，彰显和谐主题之外，还礼赞了伟大的人性，述说人生的不易。

毋庸置疑，冯婉如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她是一位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女性。时势的动荡没有把她打败，反倒激发了她无穷的斗志。她竭尽全力维持这个大家庭的小圈子利益。为了帮助刘家渡过难关，为了刘家的兴旺发达，冯婉如多次实施转运仪式。哪怕继子继女们都不理解她，甚至仇视她，她也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无怨无悔。

冯婉如为人处事一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做事无懈可击，时时处处想着刘家；做人技高一筹，让当事人在若干年后才领略她的美意。如她对丫环秀梅情同姐妹，以至于后来与秀梅成为一辈子的挚友。她“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对刘家进行改革。用时髦话语来说，她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才使得刘家没有分崩离析。《青花瓷》不像张爱玲笔下尽是破碎的婚姻、残缺的家庭、疏离的亲情、冷漠的人性，而是从冷漠的美学基调起笔，然后向“温暖工程”推进，情节愈往前，温暖意识愈强，传递给读者的是信心和希望。换言之，文本描写细腻情感的流变过程。在冷静平缓的叙述中，情感如月夜花开、小溪潺潺，而不像山洪暴发、高压喷射。小说濒临结尾有这么一段，“刘庆英看着父亲，心里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何尝不知道冯婉如的劳苦，但她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冯婉如和这个家是始终有一种隔阂的。这个家于冯婉如来说，是庇护所，也是战场，也终将成为她最后的归宿。刘庆英突然觉得好像没必要再恨这个女人了……”刘庆英和继母冯婉如从相逢开始便是有隔膜的，但是冯婉如的隐忍、大度及利他的言行不得不让刘庆英发自内心的佩服。刘庆英后来还是从心底接纳了她。当然，与其父一席话也有关：“这个家如果没有她（冯婉如），我一个人带不大你们的。你要记住这点，永远记住。”

当然，冯婉如在刘家活得并不轻松。为了冯建国的前程，她让娘家人承担风险，如“当年，是她（冯婉如）让厨师带刘庆国走的，厨师根本不是厨师，是她的亲哥。哥说：‘你这样帮这个小子，将来会落下他的好吗？’哥是练武的，从小不爱读书，但心疼自己的妹妹。她说：‘哥，将来的事我顾不上了，我只能顾现在。’哥长叹了一声，不再说什么，带孩子连夜回了冯家庄。从那时起，冯家多了个远房亲戚。冯建国考上大学时曾经在冯家长跪不起，他知道，冯家为他是担了风险的。”冯婉如对其他继子继女也同样视如己出，具体是如何无私地待他们，通过刘庆红的嘴已说出来了。

冯婉如在刘家到底吃了多少苦，小说没有写到，要读者自己去想像。读者若是细心，仅凭只言片语就可推测出她在刘家活得不易，如“冯婉如向她（肖美凤）倾诉了生活的艰难”。“当人走进死胡同，总也找得到拐弯的路”这么一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种有意味的重复不仅仅道出生活的艰辛，将文本贯穿成一个整体，更多则是生活之希望所在、生命之力量所在。

张策笔下冯婉如式的“活着”并不比余华笔下富贵式的“活着”来得轻松，因为冯婉如在刘家的身份是继母，她所承受的压力就不仅仅是来自经济方面，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如“有一回，冯婉如和秀梅聊天，就悲哀地说：‘我在刘家，是永远的罪人了。’秀梅说：‘哪里，没有您，就没有刘家的。’冯婉如抚着秀梅那因劳作而粗糙的手，低声说：‘没有对错的。’”

当下，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人心迷茫，一些国人不堪生活的重压自绝于世，而张策笔下的冯婉如却坚强地活着。关乎冯婉如一生的故事，读者从中看到的是生命的韧性。从这个人物所体现的依然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儒家思想，她对刘大夫所说“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就不是人”就是很好的证明。那么，这个人物所传递的则是正面价值的声音。“所谓正面价值的声音，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③

技巧

《青花瓷》内涵丰富，永远也阐释不尽，仅“命运”这一词就出现了17次之多，如果以“命运”作为第三个关键词继续言说的话，也许会削弱此作传递给读者的精神力量。《青花瓷》所发出的亮光虽然不能像“红色经典”那么耀眼，但也像“青花瓷”一样，散发出温润的光泽。

此作之所以能滋润心田、温暖人心、照亮生活，与张策使用的艺术技巧有关。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从不排除自己的“主观性”和“伦理性”，而是通过高超的技巧，使它们与“客观性”和“真实性”融为一体，从而建构起一种平衡而和谐的“伦理—美学” ④关系。　

首先是反讽手法的运用。如刘大夫子女成群，却没有一个与他亲近，“难得的是，同样出身医生家庭的乔安明（刘大夫女婿）对名满全城的岳父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崇拜。把走投无路的刘大夫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在刘大夫病重期间，乔安明悉心照料，“刘大夫爱吃涮羊肉，他就自己一刀一刀地片了，在火炉上的小铝锅里涮好给岳父吃。羊肉少，他自己就一口不动。刘大夫想喝豆浆，山沟里没有，他就利用出差机会从北京背回来成箱的豆浆粉存着，直放到那粉凝成了硬块，开水都泡不开。在照顾老人上，他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就像在和妻子的争斗上，有着没完没了的愤怒。”N·弗莱指出：“反讽这个词就意味着揭示人表里不一的技巧，这是文学中最普通的技巧，以尽量少的话包含尽可能多的意思，或者从更为一般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回避直接陈述或防止意义直露的用词造句的程式。”⑤乔安明对岳父无微不至的照顾，可是岳父的子女却没有做到，原因何在？作者“以尽量少的话包含尽可能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