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延至四十年代，“大上海”无疑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这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各色人等云集，从达官贵人，到中外买办，从地痞流氓，到冒险家，各展神通，追逐权位名利！至于社会下层，诸如无业游民、妓女、流氓汉、出卖劳动力的二人，却生活在另一个悲惨的世界。故人云：“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穷人的地狱。
　　
　　就是在这样险恶又充满梦幻的中国一流大都市中，滋生出一代充满传奇色彩，且个性怪异、思想不可捉摸的一群人物。杜月笙大概就是这些人中之一的著名者。
　　
　　一提起杜月笙的名字，人们的第一印象，他就是一个大流氓、黑帮头子、五毒俱全的令人恐怖的人物！他被视为是那个时代“大上海”奇特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一个社会毒瘤。总之，不论怎么说他，都不过分！
　　
　　杜月笙做为一个“恶”的形象，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未曾变化过。当然，杜的亲戚、当年的朋友，为他说了不少好话。但是，大陆的人没有谁相信。所以，对这些人为他写的传记，我们并不给予承认。而大陆学者，文人写杜月笙其人，全是揭露、鞭挞，进一步助长杜的恶名的传播。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杜氏与其同时期的上海帮会人物几乎无例外地被定为反面人物而加以否定。的确，在那样一个严厉的政治氛围与政治环境，是没有人会给杜氏说句公道话的。
　　
　　终于，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一被禁封的僵局已被打破：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有关杜月笙的书：《闷对各月坐吹笙》，就是就一代学者宋常铁提供的一个最新的例证。
　　
　　平心而论，撰写杜月笙传记，实在是件大不容易的事。杜氏一生，如一万花筒，行迹的繁富，历事的复杂，是非的模棱，更兼时代的变幻，写其生平始末，其难度之大可知。倘若他人来写，我未必关注，或许有几许疑虑。而今却是常铁把杜氏“写”出来了，我为之惊喜。为他取得的这一研究成果由衷的祝贺！说起来，我们还是东北老乡呢。同居长白山下，同居一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并开始学术交往，积于今，已有10余年了。常铁之为人，总是热情洋溢，激情似火；性情率直，爱憎分明，无论说话，书之于文，其情其义，一泻为快！以此品性，来撰写一代枭雄，当无障碍。果如此料，常铁真的把一个活生生的杜月笙呈现在读者面前！
　　
　　实在说，我对杜月笙并无研究，因为杜氏名声大，早些年，也接触过有关他的人生记述，只能说略知一二。至常铁把书稿赐我，先读为快，并邀我代写序言，这才认真了解其人之活动，始有所感，写一点感想一类的文字。
　　
　　幸好，我也写过并出版过几部清代人物传记，近10年来，我应邀在京参与新《清史》的传记编纂工作，对于传记工作也积累一点经验。凭此工作经历，细细品读“杜月笙”，确也品出个中滋味，不妨写来看。
　　
　　以我的体会，要写好一部人物传记，首先就需要你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处理与传主的关系。作者的心态是，让自己进入传主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把传主视为自己身边的人，去了解他，认识他。如果真正把自己溶进传主所生活的环境，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如此，作者才可能真正揭示传主的内心世界，再现传主的历史真貌。已出的一些人物传记，缺乏真实感，大抵是作者远离传主，历史与现实分离。
　　
　　本书的作者恰恰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真的进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循着传主的足迹，伴随传主的童年，走入青年、壮年……与传主一起度过那段苦难的生活。很巧的是，常铁与传主的童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在《自序》与《后记》中坦言：“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四、五岁时，“与妈妈没有午饭吃，就吃柳树叶、榆树钱充饥”。上中学时，常常是中午没有饭吃。也曾有过“游走街头”、“胡混”的时候。有此经历，感同身受，书写杜氏的苦难童年，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当然，随着杜氏发迹，却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渐行渐远，岂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传主的如实记述，作者就是凭借他的人生感悟，对历史的深刻理解，真实地写出传主的人生。
　　
　　那么，杜月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换言之，就是给杜月笙的历史以准确的定位。作者既不按照昔日“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模式去描写他，也不以今日的新观念颠覆过去的一切，而是以理性与人性的思考，把他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爱与恨、磊落与卑劣、恶与善，皆集于一身。这正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创造”出来的一个最具典型的人物。诸如梅兰芳、牛子厚、马连良、孟小冬、张学良、戴笠、黄金荣、张啸林、蒋介石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正反面人物、社会各阶层的名流，传主与他（她）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他们中的许多人过从甚密。可以说，传主与他们每个人的交往活动，无不是一篇长短不一的动人故事。作者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更感人的故事莫过于传主与孟小冬的恋情。作者对两人的恋情作为本书的一条主线，贯穿全书，给以细致地描写，显现出已成帮会领袖人物的杜月笙的个性，尤其揭示他的人生本质，也就正确揭示了杜氏的历史真面目。
　　
　　本书作者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他对杜氏的认识，写道：“一个‘义’字活一生”！此论真是不同凡响！他例举其“义”字当头的实践行为：
　　
　　杜月笙年少时期做街头混混的“江湖义气”；作为青帮头子的“帮会义气”，作为爱国者的“名族大义”，对伶人资助的扶困救济危的“义气”，回报故乡人的“故旧义气”等等，都是”义气“的使然。可以认为，作者抓住并揭示杜月笙的个性，也就揭示出他人生的本质。
　　
　　写作杜月笙传，比撰写其他人物，或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要困难许多。如上言，杜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具有多种面目，多重性格，认清其本性本质，准确定位，谈何易？但是，作者已经做到了，不能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往没有人去描写杜与孟小冬的爱情故事，而本书把它作为一条主线，从而把杜的人生本质深刻的揭示出来。
　　
　　写杜氏传，还有一大难，这就是难在断是非。杜氏一生经历的事太多，又与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联结在一起。在改革开放前，则很好断，即断为反动派、反革命，比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杜帮助了第十九路军与上海市长吴铁城，免遭日军的袭击；又如，1947年杜恰逢60岁大寿，他为国民政府筹资12亿，等等。过去，只能说杜氏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因而一定不能给予肯定。作者重新解读，再断是非。作者跳出政治的局限，从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认定：杜之所为，实系“民族大义”！过去，如解释杜与孟小冬的关系，必斥为肮脏、无耻，也不可能给出合乎理性的答案。如今，作者以人性思考，重新解读，就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评断杜氏的是非，何止一桩？书中涉及民国的大人物、名流许多，其是是非非，无不给予明断。
　　
　　作者以全新的思维，新的观念，给予杜月笙的人生作出新解释、新评价，令人耳目一新。这就是理性与人性的回归，才把杜月笙这个性复杂的多面人生如实地写明白。
　　
　　历史人物传记有史传与传记文学之分，两者的区分，作者是严格地限定在史学范畴，敷陈人物的言行，给予科学的评价。后者是以艺术的手法，进行艺术再创造，形象地再现人物的历史面目。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即必须以人物的实践活动为依据，简言之，真实性是不可改变的！两者是异曲同工。现今流行的所谓历史小说，包括清宫史影视，艺术之劣不必置评，就其真实性而言，实与历史事实风马牛不相及，太离谱，以至荒谬不可救药！
　　
　　常铁写作此书，首先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即史实准确。据他在《后记》或《自序》中透露，他不仅阅读了上个世纪已出版的杜氏各类传记，还广泛搜集有杜氏、孟小冬及上述已提到的那些大小人物的资料，连当年的新闻报道、时人及稍后一些名人的评论文章，无不罗致手上，达数百万字之巨！可见常铁用功之勤、用功之苦，能不令人感动？因为有此丰富的史料，又严加考订，必使件件事实准确无误。此即史家应有的治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由此看来，本书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无可挑剔的。史家之所为，非传记文字所能为。非不欲为，实则不能为。一句话，做为一名传记文学者，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史家的程度！
　　
　　但是，史家能否具备传记文学者的真功夫？按照史传的要求，理应具备传记文学的某些手段，将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理描写出来，或者采用文学的写作技巧，以至文学式的语言文字，都是十分必要的。遗憾的是，近半个多世纪来，文史分家，学文学的不通历史，学历史的不习文，故各类史学著作特别是传记，一个通病，就是不懂文，不用文，故其语言文字枯燥乏味，所叙之事，不过是史料的堆砌而已。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史学界懂文用文者并非没有，如，叙事方式引进文学的技巧，语言文字趋于生动、活泼，多少有一点文学的味道，也就提升其可读性。
　　
　　本书的一大优点，恰恰是把史传精于考订史实与传记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把历史人物的真实，通过文学的手段，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且看书的目录：设计13章，近70个子目，大小标题皆充溢了文学的韵味，此即用文学化的语言文字，把各个内涵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来。书中行文，完全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叙事，表现个性化的学术风格。我想强调的是，这在史传中确属少见。因为在已出的大多史传中，除了千篇一律地论证，大量引文，就是语言文字专业化，失去了作者个人的语言，亦失学术之个性。尤其难得的是，如前已指出，常铁的历史激情流淌于字里行间，是非，善恶都分得清，把自己的情感注于叙事之中，使人感到一种火辣辣的热情在燃烧，让读者的心随同作者的脉搏一起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