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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并不知道他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在做一件补天的事。所有的现实性都没有难倒他，他在《秦腔》处理过一回，而在《古炉》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写得那么自由随心所欲。现在这样的现实他处理起来驾轻就熟，水到渠成。他的笔只要落地就成形。但是他不愿象《秦腔》《古炉》那样，他要怎么样？西汉文字可能是一个方面，根本还在于带灯这个女子。这是一个在漫长的中国当代文学自我开创中要续上香火的人物，对于他，对于当代文学未竟的事业来说都是如此。他写了那么多的女子，都那么性感诱人，那么活脱脱水灵灵，但她们活在文化想象中，或者活在欲望的白日梦中。但这回这个小女子却要在现实的泥地上立起来，多少人没有完成，那么大的梦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人形象——政治浪漫派在美学上的投射，一项未竟的伟业，他想接过来。不是把政治观念性任意赋予对象，而是有现实依据的理想化表现。但理想化表现依据的现实太庞大，四处弥漫，杂乱而岌岌可危，它不是支撑理想化的大地，毋宁说是颠覆理想化的不稳定力量。带灯这个理想化的人物，她介入到那无边的现实中去，她带着光亮，她是美丽、善良且仁慈的。 这使这篇小说其实有二套体系：一套是属于现实性的当今中国乡村的艰难困境；另一套是理想性的，那是寄寓了贾平凹对乡村政治的期待，也企图复活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想象。这就是政治浪漫派的想象与现实主义的历史实在性的调和，然而，这项调和的尝试还是让位给了现实主义的实在性，现实性击垮了理想性，带灯没有从现实向理想升华，在现实中她是一个失败者。 从现实的经验看，贾平凹肯定也意识到带灯这样的基层干部其实很少。小说中的镇长书记都并不坏，都是正常的干部，他们也在辛苦工作，但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忙着对付上级的任务，都在创造个人的政绩，主要的愿望是往县上调。小说对这些镇长书记着墨不多，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小说只能集中笔力表现主要人物带灯。带灯被突出出来，几乎成为唯一的理想化人物。这也让我们疑心，单靠带灯这样的理想化的人物介入现实有何作用呢？她的所有所作为，她的所有无私的优秀品质，都无法在政治理想性上升华为普遍经验，无法建构起普遍的政治伦理。我们今天的理想性的政治伦理的重建依据来自何处？带灯只是一个人，带着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影子一样的竹子，就象唐·吉诃德带着桑丘一样，带灯难道就是一个当今的女堂·吉诃德吗？在竹子看来，“带灯如佛一样”，充其量只能完成自我救赎。贾平凹伏在书桌上“痛哭”什么？或许秘密就在这里。 贾平凹无疑怀着热情，怀着他的理想，试图写出带灯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层干部的新形象，给她的身上注入优秀品质。但这种品质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实践成长起来的品质，不再具有阶级属性。失去了这样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幽灵学的）支撑，带灯的理想性来自何处呢？是人性本善的古训？还是党的教育培养的结果？带灯不断地给元天亮写信，元天亮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文中他几乎没有给带灯这个基层干部回过一次以上的信。对于带灯来说，一个高级干部，能允许她不断地给他发短信就已经是十分宽容厚道的表现。或许那个手机就不在元天亮手上，在他秘书手上，或许根本上就是错号，带灯没有获得来自“那方面”的支持是事实。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带灯给元天亮写信说，她这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多少年过去了，毛泽东说的“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并未完成，甚至没有一点成效。带灯还能企盼什么样的思想引领？她只好向元天亮谈到“修炼”。“我从小被庇护，长大后又有了镇政府干部的外衣，我到底是没有真正走进佛界的熔炉染缸，没有完成心的转化，蛹没有成蝶，籽没有成树。”[10]带灯抵达善的境界依靠的是抵达佛界的境界，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谱系，结果只是“外衣”，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没有充分的动力，元天亮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没有给她任何有用的教诲。元天亮是一个象征：“镇街上有三块宣传栏，邮局对面的那块永远挂着你的大幅照片。你是名片和招牌，你是每天都要升起的太阳……”。带灯很明白：“你是我的白日梦”。今天要成为一个好的基层干部，依靠什么？只有自己的修炼，抵达佛界。贾平凹的解决方案当然很无力，也很无奈，无力与无奈本身表明浪漫派残余的幽灵学已然无法完成美学的投射。 小说的结局，带灯这个人物，没有在现实的斗争中成长，没有与历史实践一起发展出面向未来的本质规律，总之没有与漫长的历史谱系接轨，也没有修复和重建那样的历史。她如佛一样，她只是成为贾平凹谱系里的又一个人物，一个超凡脱俗的“如佛一样”的人物。 贾平凹的所有努力，如此有现实依据的努力，也就是说，只是在现实基础上做了一点理想化的努力，最终都无法实现其理想性。贾平凹骨子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让理想完全超越现实，不管是浪漫派还是幽灵学，都要回到现实中；他让带灯离去，她本是萤火虫，就还是萤火虫，飞向远方的天空，或者去梦游，神不知，鬼不觉。再或者如佛一样，立在萤火虫之中。这未竟的理想，对于贾平凹虽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也是一个终究无奈的选择。与其说贾平凹怀着久远的社会主义理念，不如说他的思想其实是儒道释三位一体。他的儒的一面使他总是怀着与当代政治浪漫派相近的济世情怀；这种情怀也经常表现为现代性的激烈的批判性立场，如《秦腔》与《古炉》，后者结果是求助于“道”来解决问题。《带灯》则放弃了道，从儒转向了佛，只是似儒非儒，他的儒中混合着重建当代政治伦理的渴望。 当然，从文学更为朴素的意义来看，贾平凹或许真的把带灯当作一个现实的人物，那个乡镇女干部就领着他走了那么多的村庄，不断地给他发很长的短信，但他还是想要有一个“文字的带灯”，这就不小心触碰到中国文学的一个未竟的脉络了。她是理想化的，但又是幽灵化的，贾平凹看着她，在那山坡上，“她跑到一草窝里踡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长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她真的活过来了吗？他到底是怀着爱和悲悯看着她，还是怀着那个宏大历史谱系的崇敬和理想看着她？贾平凹显然有所疑虑，摇摆不定，而且更有可能是前者逐渐占据了叙事的主导地位，他还是让带灯回到他的谱系中，带灯还是他的人。他只好“且自簮花，坐赏镜中人”，这也就是“如佛一样”了。 2013，2，15． -------------------------------------------------------------------------------- [2]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39页。 [3]以上这一段的情节参见《带灯》第156页。 [4]《带灯》第357-358页。 [5]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施米特此一观点，主要是受到塞利埃尔（ErnestSeillière）《帝国主义哲学》等著作的影响。 [6]施米特写道：“这种特殊的机缘论态度，在其他东西——大概是国家或人民，甚至某个个人主体——取代了上帝作为终极权威和决定性因素的位置时，依然能够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最新表现就是浪漫派。”参见《政治的浪漫派》，第15页。 [7]有关论述参考[美]约翰·麦考米克（JohnP.Mcconmick）《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59页。 [8]《带灯》第352页。 [9]《带灯》第361页。 [10]《带灯》第264页。另外可参见“昆虫才是最凶残的”这一节，竹子看昆虫之间恶斗残杀吃惊不已，那其实是象征是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的残酷。这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存的动物本能的残杀，尤其是同属等级的动物（阶级）内部的残杀。 本文发表于《当代 评论》，2013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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