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如此微弱的光如何照亮现实？ 带灯这只莹火虫是从外部飞来樱镇的，她其实与这个环境并不协调，她几乎差点就要成为丁玲当年的《在医院中》的陆萍。时代不同，知识分子已然没有高高在上的外来的者优越感，带灯很快就融入了乡村，做起来了综合治理工作。但在整部小说中，带灯在前台活动（理想化的乡镇干部的舞台），后台则是另一个世界（困窘且无法“维稳”的乡村现实），她不断地从前台进入到后台。所有关于带灯的叙事——关于她的描写，她的行为和心理的刻画，她不厌其烦地给元天亮写信，那么优美的散文，几乎是诗情画意，都充满了浪漫美学的色彩。但所有关于村民的生活，关于综合治理工作的所有的事件、人物，却都是现实的：上访、冤曲、计划生育、邻里纠纷、族群恶斗、建大厂和沙厂……，所有的人物：王后生、张膏药、六斤、元黑眼、换布和拉布、陈医生……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贴着土地的实打实的描写。 贾平凹在带灯的身上，还是写出了他对今天中国乡村基层干部的一种理解，也写出了他对今天中国乡村政治的期盼。他的现实关怀是实际而恳切的，他的人物真实而具有现实感的。 然而，那么一点灯光如何照亮如此广袤的现实呢？她几乎是打着灯笼带着我们看到那些的现实，这又使我们疑心贾平凹写的这个带灯只是一个视点，就象秦腔里那个引生是一个视点一样，带着我们看到了今天乡村所有的困窘，所有不稳定的因素。难道说带灯只是一个虚写的人物吗？所有的实写都是当今乡村的现实。看看描写现实的篇幅，那些艰难困苦的现实，随时都在带灯的身边呈现。在这个美丽善良有着菩萨心肠的党的基层女干部出现的时刻，她的善良与仁慈是伴随着那些苦痛出现的。 小说描写带灯到了黑鹰窝村去看望卧病在床的范库荣，情景十分凄凉： 一进去，屋里空空荡荡，土炕上躺着范库荣，一领被子盖着，面朝里，只看见一蓬花白头发，像是一窝茅草。小叔子俯下身，叫：嫂子！嫂子！带灯主任来看你了！带灯也俯下身叫：老伙计！老伙计！范库荣仍一动不动，却突然眼皮睁了一下，又合上了。小叔子说：她睁了一下眼，她知道了。带灯就再叫，再也没了任何反应在。带灯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觉得老伙计凄凉，她是随时都可以咽气的，身边竟然连个照看的人都没有。 自打丈夫去世后，范库荣家里就跨下来了。儿子太老实，在矿区打工，媳妇又得了食道癌，年届七十的范库荣过的什么日子？带灯带着政府的救济来了，但是来得有点晚，带灯嘱咐范库荣的小叔子，这1500元的救济款只能给范库荣买些麻纸等倒头了烧。这显然是不露声色的反讽笔法，农村人哪能拿这么多钱去烧麻纸，小叔子是明白人，对带灯说：“这钱一个子儿我都不敢动地给侄儿的。” 所有带灯的善举都体现着她个人的慈悲心，也表达了政府新的农村政策对农民的关怀。但所有的这些体现的背后都呈现出乡村存在着的严重的贫困和不公正的现象。贾平凹的笔法已经十分老道，相当多的负面的东西他都正面来写。南河村也要建沙厂，这些都不是村民自己能决定的，只有那些村里的“能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去上面活动，才能有结果。而无能的村民只能捡点便宜。村民能得到一点公平就对政府感恩戴德。小说写到带灯到南河村通知了那几户人家去河滩筛沙，那些人起初都不敢相信，后来证实了是真的，就要拉带灯到家里吃饭。有个光头就从他家把一头奶羊拉来，说他妈瘫在床上了，他专门买了这羊每天给他妈挤一碗奶喝的，今日不给他妈喝了，给带灯喝，就当场挤羊奶。就这事，村民感念政府好，还要给政府放一串鞭炮，“但没有鞭炮，就拿了牛鞭子连甩了几十个响”[3]。一点小恩德，村民就感激涕零，这只能说明乡村中国多么需要公平公正。 小说的高潮部分是那二场元家兄弟和拉布兄弟的恶斗。“元老三的眼珠子吊在脸上”这一节写拉布用钢管把元老三眼珠子抡出来了，这场恶斗写得凶恶异常。可想而知，元家兄弟并不罢休，但没想到翻过二节，“元家兄弟又被撂倒了两个”这一节，打斗更加凶狠，那场在粪池边上的打斗，把暴力与荒诞、仇恨与滑稽、凶恶与无聊如此任意地结合在一起。这暴力写得淋漓尽致，却又如此痛楚。贾平凹从未如此书写暴力，这回他何以要如此彻底地书写乡村暴力？乡土中国变了质的现实矛盾已经让人难以辨认，如此难以掌控的乡土中国，它最为艰险的局面，岂是带灯这样的女子所能驾驭的？这是带灯彻底失败和破灭和现场，任凭带灯如此善良，怀着怎样的辛劳献身，带着她所有的光亮，也无法照明如此无边的黑暗。小说的第三部分，短促的篇章一定要列出这被命名为“幽灵”的部分。她/它本是一只萤火虫，在夜晚独自飞行，如同幽灵。果然到后来，带灯因处理打斗不力被处分，他患上了夜游症，确实如幽灵一般。 3，社会主义新人的幽灵化 为什么贾平凹要把带灯作幽灵化的处理？从对她的命名——萤，带灯，到相关解释，夜行自带灯，她是“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幽灵化的隐喻具有神秘性，具有非现实性。在关于现实的叙事中，在如此具有现实感的“西汉品格”的文字书写中，何以一定要如此强调幽灵学？我们不得不追问，带灯（这样的形象）来自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贾平凹此番书写的带灯这么个人物，显然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理想性。带灯这个人物既要介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要承载着当今困难重重的政治伦理建构的重负。也就是说，她身上能折射出多少今天政治伦理建构的光芒，或者她能预示出怎么样的出路？ 这个萤/带灯，并不仅仅是面对现实时，她是夜行自带灯的萤火虫；她有着“不可告人”的历史性，漫长的已然被隐瞒的历史性——在这一意义上，她具有幽灵重现的意义。她是那段已经掩埋的历史还魂的肉身，穿着打扮已经十分不同，但骨子里却有着那样的精神魂灵——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一直幻想的引领历史前进的新人形象，关键在于他们扎根于体制中，她们的现实行动要推进和发挥体制的优越性，向着体制的乌托邦未来挺进。尽管带灯的“引领”不可能象梁生宝、萧长春、焦淑红们那么强大和能动，她只是勉强去维护，更严格地说，只是去化解矛盾，使这个庞大的体系制度可以更好地运转。贾平凹在“后记”写道：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要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双手呀，两双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渴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到副处，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英。[4] 这里之所以不惜篇幅引述这么大一段文字，是要更清晰地表明贾平凹写作带灯这个人物，是以有责任感的态度去反映当今中国乡镇的现实，既表现出乡镇干部的艰难困苦，表现出他们奉献的品格，当然也反映乡镇存在的严峻问题。很显然，带灯是作为积极正面的主人公来塑造的，一旦在体制的正面意义上来塑造人物，就与现代主义思潮习惯表现的边缘人、局外人、陌生人显著不同。带灯这样的人物必然不可回避现实主义的传统，甚至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要创造出与资产阶级颓靡文学不同的积极前进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带着对历史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众所周知，这个传统随之中国文革的结束而终结。除了在改革文学中出现过概念化的人物外，当代文学再难有所谓积极进取代表正面前进能量的人物形象。贾平凹此番要塑造带灯这个人物，既要关怀当今乡镇现实，又要显示出人物作为“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的品格。这就不可避免要接通五六十年代文学想象的某路命脉；也就是带灯这个人物重建了“社会主义新人”这个漫长的政治/美学想象的谱系。如果这一点可能成立，那么也不妨把《带灯》看成是贾平凹试图重新开启政治浪漫想象的一个努力。我们的问题在于，带灯这样的人物真正连接起这个谱系，是否给予这个谱系以当下的肯定性？带灯这个人物的精神品格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谱系的政治理想性是否有确实性？如果说政治理想性中断了，转向了其他的含义，那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在政治理想性的肯定意义上来建构未来面向的人物形象？这等于是说“社会主义新人”这个中国激进现代性的文学想象也归于终结？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一直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梦想，也是它迄今为止都未能完成的梦想。冯雪峰最早从理论意义上提出这一问题，这从他早年在评论丁玲的《水》时就可以看到他自觉的理论意识。冯雪峰渴望有一种无产阶级的新文学，人民可以摆脱底层被动弱者受损害的形象，能够自觉起来反抗。冯雪峰本来是最有可能建立中国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新理论的评论家，但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况且他建立在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的新人想象也必然要解体。固然，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也力图去开拓自己的道路，从《创业史》的梁生宝到《艳阳天》的萧长春，这一社会主义“新人”过度的理想化，完全建立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基础上，终至于概念化。文革文学的造反有理，以红卫兵一代人完成继续革命的想象，无法在经济、文化、政治的三元整合中展开令人信服的实践，新人形象只是变成政治运动的空洞标签。80年代的反思文学也无法完成，那是由老干部、归来的右派和迷惘的知青构成的一个时代的形象群体，那是反思性的，即使向着当下也不具有未来面向。只有《新星》中的李向南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新人”，李向南实则是对制度叛逆的“新人”（改革家），他引起的是对制度的批判性，他站在制度的对立面，其本质是“反旧体制的新人”。另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底层自我奋斗的典型人物，他也试图接通牛牤、保尔·柯察金这些人物的血脉，但他成就的终究只是个人，而与革命、集体的阶级意识无关。因此也难在“社会主义新人”这个谱系中来超越断裂。90年代的浪漫想象的解体才有现实主义的落地。但90年代的文学是如此实际，如此现实，除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外，再就是弥漫浓重的失落情绪。只有女性主义完全退出历史的总体性，在个人生活圈子里，书写创伤性的自我，这倒是与现代主义快捷接通了血脉。但断裂的政治浪漫想象如何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重建？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政治想象中建构起来的面对现实又面向未来的人物，如何有可能重塑？贾平凹的《带灯》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要挑战历史难题。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