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开始，雪珥着手写作“中国近代改革史”系列，本书即是其中一本。一个多世纪前“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投降”“卖国”的李鸿章、“顽固势力”领袖慈禧，这些年都已经被一一地“拨乱反正”，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唯一被遗漏的人就是恭亲王奕?，而这位绰号“鬼子六”的大清王爷，在雪珥看来，正是主持晚清改革大局的“总设计师”。如果没有他在帝都极力推进，也就不会有曾、左、李们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了。
　　
　　雪珥从道光帝六弟奕?与慈安、慈禧两位嫂子联手，扳倒辅政的“八人帮”写起，他们扫除政敌，建立了“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太后的“垂帘听政”与奕?的“亲王辅政”两种制度并存。在权力重组后，新的大清中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英法媾和，以恭亲王为代表，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军司令对这位青年的亲王的印象是“谦谦君子”，当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位清廷使者会成为后来的主政者。
　　
　　劫掠了圆明园的两个强盗终于被打发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应运而生了。这个机构原本只是大清朝的外交部，但后来“洋务”的内容越来越多，如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列举的“商务、教务同归办理；海关、轮船、火器、学堂以及铁路、电线、矿务、海军等，凡与西洋有关的新政，亦无不由其筹划主持。”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就是名副其实的“总理”了。
　　
　　在慈安太后暴死前，恭亲王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权，但要在古老的朝廷上推行改革，也是千难万难。在《帝国政改》这本书中，雪珥以现代语言还原了恭亲王在其中的努力，从开展对外交往，到与保守派激辩朝堂。无论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黑猫白猫论”，还是“稳定压倒一切”都被雪珥用在了书里，古今比对不言自明。
　　
　　雪珥偏爱这位“绝版恭亲王”，但也敏锐地发现了他身上的“老二性格”——为女主人兢兢业业地管理帝国。作者在《帝国政改》中展现的这种不同于专业学者的视角，大约源于两点，一是作者先在政府任职，后又下海经商的丰富阅历，这使其在书写政商人物时，多了几分切身的体悟；身在澳大利亚的雪珥，在行文中大量援引上世纪末《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对晚清中国的实时报道，以及当时在华外交官、传教士的记录。旁观者固然未必清，但是他们眼中的晚清中国，肯定不同于国人自己的观察，看一看这些洋人对大清朝廷雾里看花，何尝没有借鉴意义。
　　
　　在书中雪珥还纠正了不少对历史习以为常的误读，比如恭亲王的兄弟醇亲王奕譞并不仅仅有“窝囊”的表征，更有“绵里藏针”的招数。他在乃兄恭亲王之后主政，继续推行着改革政策。而慈禧身上的“大罪”——挪用海军军费修园子，导致甲午海战大败，也被雪珥指出了其不实之处。其实所谓“海军军费”只是慈禧用来让大臣们解囊的一个借口，这笔钱本来就不是财政预算，而是太后私房。
　　
　　书中有的纠正很好，有些则似乎不妥。为了突显恭亲王推动改革的努力，雪珥无意中贬低了康梁及戊戌变法。在这本《帝国政改》中，作者站恭亲王“实干家”的立场上，视康有为是“玩嘴上虚功夫”的人。不错，如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垂青、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被证明有虚构的成分，而所谓衣带诏更是子虚乌有，但这些似都不成为否定他们的理由。萧公权先生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以公允著称，他在没有回避康有为诸多缺点的同时，从整体上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热情的爱国改革家。
　　
　　其实说起来，恭亲王主持的改革都还谈不上是“政改”——政治体制改革，他在发展新科技之余，也仅仅是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虽只是书生，缺少政治家的眼光与能力，在百日维新期间也没什么实在的建树，但他们毕竟第一次在中国政坛打出了开国会的旗号。真正付之行动的“帝国政改”，在恭亲王死后三年开启了，那就是被后世称为“清末新政”的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