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过是一堆拉拉杂杂的人和事在无数的偶然和必然里，被历史学者找到了可以用“因为所以”套上的公式，按政治要求推导成公理定律，然后盖上风霜苍茫的大印，装订成一册一册的线装书。站在历史风口浪尖的人物是分子，平民百姓是分母，某个特定时点的机缘巧合就是加减乘除的符号，最后等于的结果就是后世、今天。
　　
　　历史可以被正说、戏说、歪说，但如张鸣教授般把历史说得五光十色、有滋有味的还真是屈指可数。《五光十色说历史》，是张教授的一部杂文文集，放下了学者庄严肃穆的身姿，在市井里弄中嬉笑怒骂，把历史摊开了、揉碎了，将搀杂着人性悲哀的政治与历史凉拌成一道道劲辣的小菜，冲击人们的味蕾与视觉，让人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一幕幕的吊诡重现。
　　
　　宏大的历史叙事从来都是史官的责任，意义和责任往往只是一声高调。在城头变幻大王旗、诸侯割据的历史震荡时期，生命的持续有时更像是一个伪证。明天都是那么不确定的事儿，今天的饭碗便成了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此时历史的走向在饥饿与惶恐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以辛亥革命为例，崇高的政治理想也仅仅是停留在革命领袖层面，而延伸到地方、延伸到吃穿不济的穷苦百姓头上，政治命题需要直接向经济命题、生存命题让度。作者在书中以“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问题”、“革命的经济学”三篇文章，将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进行了直白拆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开始的时候竟然是那么漫不经心，革命是被众多意外提早点燃的火。历史可以有无数的想象和假设空间，按作者的解读，历史完全可能因某个人在关键时刻的一次生理机能调节，比如如厕，而走进一段岔路口。
　　
　　作者笔下的历史与我们是贴近的，比如“雅贿”、“政治秀”、“黄赌毒”、“讲政治”、“分肥定律”、“官场过度症”等官场毒瘤，都可以在不远的历史中找到现成的例子。官场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权力运作机构，人在其间穿梭流动，干涉机器的运转，削平机械棱角，拆卸满弓满弦的零件，时而修复时而破坏，当机器在人为的作用下失去了动力、发生短路，不断擦碰出火花，便开始运转失灵。经过一翻震荡，机器被大卸八块，旧机器宣布搁置，新机器蒙着漂亮面纱，换一个名称再以相似的原理开始新一轮宿命轮回。从唐宋到明清，这样的循环总是周而复始。
　　
　　历史不会虚度，到了清乾隆年间，官场哲学更少了一份隐讳和顾忌，官员们说起官话、打起官腔来充分发挥了遗传基因的优势，甚至溜须拍马的功夫也无需师父带徒弟，一进官场的人不出几年便无师自通。官员们明规则未必学明白、讲透彻，潜规则倒是摸得门清儿，再生动的一张脸一旦踏上仕途路用不了几年便面目全非，丑陋可憎。纵是博学大儒、精神贵族在烈火炙烤下也纷纷向帝制倒戈，主动献祭自己的灵魂和思想。再不正常的事看多了自然就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成了条件反射，谁也别想跳出三界外，清王朝里遍地奴才，而绝少气度风骨直追唐宋的贤臣。
　　
　　在“奴才的创造性”一文中，作者批驳了自己曾经的观点“没见过奴才有创造性的”。作者指出在奴才盛行的清朝，奴才们在听话和顺从方面，颇有创造性，硬是将过去顺着皇帝说话的“三旨相公”推上了一个新境界。老师教导学生为官，不教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专教如何三拜九叩，增加磕头的边际效应，直至将磕头功夫练成了可以强身健体的体操，这确是一项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下属集体变奴才，可谓是官场和谐的一项法宝，为官者“只消大家向上一级一级地下跪，向下一级一级地吆五喝六，天下太平。”养兵千日，需待用兵时怎么办？历史早已给出了说明，奴才被驯化，不再具备任何思想力和行动力，在关键时刻，他们除了基于自己利益的一点小九九，出几个“馊主意”外再无他能。如慈禧般被奴才带到沟里的主子并不在少数，这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
　　
　　张鸣教授的文章写得激昂快意，绝不遮遮掩掩，“苍白的政治化历史，需要五光十色的智慧加以改变，多角度回放转型期历史，探求当下问题之根源”。在历史、政治、哲学领域张教授游刃有余，他在学术之外辗转急呼，向现代社会的病灶发起文人微弱的挑战，希望能够振醒一些人的耳膜。尽管在现实中，张教授也曾左右碰壁，甚至“张鸣事件”的余温仍未完全消退，但这些只是令张鸣教授在史学和政治里更清醒、更明白，用自己今天的境遇看懂历史，用历史的镜鉴看懂今天，他用文字打破历史的成见，语文终于不再是政治的婢女，思想完全可以五光十色。
　　
　　所评图书：《五光十色说历史》，作者：张鸣，出版社：线装书局，出版时间：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