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乾隆盛世，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而张宏杰这本40万字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就是想告诉读者一个隐藏在这个虚伪盛世背后的真相。
　　
　　乾隆时期的许多数据确实惹人眼球：据当代学者的估计，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至乾隆朝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在这些耀眼数据背后的是，乾隆禅让帝位当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乾隆离世仅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熊熊燃烧在中国的沿海……最终，“亡在崇祯，失在万历”的历史悲剧在大清又一次上演。
　　
　　乾隆帝长达60年的执政经历可分为两段。登基前十三年，乾隆开明豁达，注重民生，前后五次减免农民税款共计2亿两，特别是高度重视赈灾，凡此种种，确保了权力交替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登基十三年后，乾隆执政思维陡然惊天逆转，迅速回归雍正朝刚猛、苛刻的执政风格，大兴文字狱、焚烧书籍、管制戏曲，严厉打击民间各类触及其敏感神经的发声，宁可牵强附会严加处理，也决不愿放过一个可疑目标。乾隆的文字狱不仅注重从肉体上摧残，还特别重视从道德上击垮文人阶层。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早期的乾隆对贪腐现象恨之彻骨，后来不仅漠视，甚至借“议罪银”之制，满足个人私欲开度。“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亦充分印证，社会腐败已致极点。对朝野的那些诤诤谏言，乾隆早就没了执政初期的包容谦恭胸怀，面对礼部侍郎尹壮图的秉直上书，不是躬身自省，而是动用权力设套，对尹极尽羞辱之能事。
　　
　　表面看来，乾隆朝的行政机构似乎有着较高效率。1793年，急欲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英国，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派遣使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来华。英国使臣带来的数千件礼物，从天津上岸转运至北京后，无一损坏。但这是基于高度集权的铁腕专制下的高效率，下跪与动辄打板子成为驯化社会秩序的最大标志。
　　
　　集权专制高效率的背后，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在英国使臣巴罗看来，“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经济学思维审视，没有中间阶层的社会，不可能生发出强大的发展内动力，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伏笔，不管表面数据多么光鲜。
　　
　　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国富论》初版问世，然而，闭目塞听的清廷，却将英国使臣带来的科学设备视作“奇技淫巧”之术，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梦幻中。本来，只要乾隆帝稍稍留心向外眺望一下，中国完全可以搭上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快车。就因为这个“十全老人”的无知和短视，历史机遇便悄然溜走了。接位的嘉庆帝登基之初，看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社会矛盾，自感无力回天，只能回到“因循祖制”的老套路上去。毫不奇怪，乾隆朝所累积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终将在嘉庆朝爆发。
　　
　　由于乾隆一朝对海外贸易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尤其对进口商品，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无奈原本期望建立贸易平衡的英国使臣团，面对高傲无知的乾隆皇帝，只能空手而归。在英国人平衡贸易的幻想最终化为泡影后，实际上已埋下了鸦片战争的伏笔。
　　
　　人口增速过快，也是乾隆时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虽然乾隆时期有着可观的GDP，但在接近3亿人口的庞大基数下，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仅780斤，低于秦汉时期的985斤。人多田少粮少，这是英国使臣的直观感受。《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闻知中国“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的事实后断言，“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必然面临饥荒。”
　　
　　英国使臣最终未能与乾隆面谈的最大障碍表面看是礼节，实际上是乾隆对世界认知的坐井观天。而在局外的英国使臣看来，这个所谓的盛世王朝，百姓住房极其简陋，食品极为匮乏，身体大多消瘦，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尸体……想象中的迷人的东方文明荡然无存。
　　
　　盛极而衰，有一定历史的必然规律。而缔造并努力延长盛世寿命，是任何一个民族矢志努力的历史目标。而延续盛世必不可缺的条件是，必须构建一个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机制。显然，这对于颟顸、自傲的乾隆帝是绝无可能的选项。从这层意义上讲，乾隆一朝的种种盛世伪相，早已预示了大清王朝衰亡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