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这本《史客》的时候，编辑告诉我，这是《史客》的第一部，副标题遂取为“一脉”。这个“脉”字用得再妙不过。脉者，历岁“月”而“永”在。《史客》中悉数登场的人物和故事，其实正是在书写这个脉字。经过许多风雨苦难，这个民族的国脉、血脉和文脉，始终不肯断，不能不说是件了不起的事。
　　
　　尽管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基本是战乱频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几千年，然而作为整个民族和文明而言，真正的危机是一直到近代才出现的。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放眼看世界者发现自己已成了夜郎自大的老颓帝国。列强环伺，屡战屡败。从器物到制度，从思想到文明本身，都不得不面临着质疑和批判。救亡还是启蒙，西化还是固守，太多的十字路口，该往哪里走？进入20世纪之后，日寇逐步入侵的铁蹄，更是将这柄“亡国灭种”之剑悬在那一代人头顶。中国人习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在那个时刻，无论个体之身家，群体之国族，都随时有灭顶之灾，怎样往前走，丢弃什么，留下什么？将遭遇什么样的明天？是可以苟延残喘片刻，还是要打起多一分精神，把希望留到明天？那个时刻的中国人，就是这么难。
　　
　　可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史客》谐着“时刻”的音，从各个视角讲这个艰难的过程。文绉绉如我，在读到那段描述日本投降的文字时，都如火燎身般地颤抖：“收音机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时间，饭厅里一片愕然……接着便是一片狂啸呐喊，喊着喊着有人把吃饭的碗往墙上一砸，蹲在地上就大哭起来；有人端起汤盆往自己的脑门上一扣，坐在那儿不停傻笑……卖爆竹和酒的商店被士兵砸开门……没抢到鞭炮的就抠着机枪朝天鸣枪过瘾。土匪张（张发奎）也没闲着……去找何甘草庆贺……见面就把一瓶酒兜头从何甘草脑门上往下浇。两个人抱在一起对望着，眼里就迸出了眼泪。”一贯嬉皮笑脸的说书人连阳标统，在这一刻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在黑暗和绝望中苦斗了八年，这些为中华民族承担了最大压力与重负的人，终于可以卸下千斤担子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失误，有私心，有怯懦，有无耻，有各种各样的是是非非。可在那一刻，谁也不想责备他们，起码他们没有逃避责任，没有扔下担子。他们是那个大时代磨练出来最为优秀的中华儿女，换谁，不见得会比他们干得更好。”
　　
　　在这近百年的战火中，许多名族望氏都家破人亡。然而，只要有机会，家教和家风总会在代与代之间，随着不肯松开的手而传承。《史客》讲述了广西梁家、海南宋家和梁启超三代人等例。不过概读之后，最令人感怀的，却非是宋氏三姐妹和梁任公豪门。反而是未登朝堂的梁家四代人。从“殉清者“梁济，到其子梁漱溟，再到虽名“宽恕”却不肯“以大局为重”的第三代梁培宽、粱培恕，再到坚持“不听劝阻”的第四代梁钦宁，个个似乎都在梁家的家风中浸沐着，无论时代何去何从，不肯有违家信。梁济为官亲民，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他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他整整用七年时间观察辛亥，最终失望地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在他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中，他说自己并非在殉清，而是在殉“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对世道有责任……此深印于吾头脑中……故不容不殉。”而这一切，为儿子梁漱溟的未来留下了最好的家教。梁漱溟的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用作者余世存的话说，这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这种家风也传至梁培宽、梁培恕那里。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接受后母，便抄一首讲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类似的“直道”，在梁漱溟去世后的评价问题上显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梁漱溟去世后，中央统战部为其起草的《生平》中写道：“受至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然而在修改稿中则莫名其妙地被抹去了“不实事求是”这五个字。梁家兄弟一直据理力争，不肯让步。最终让新华社播出的《生平》，不再有这样的歪曲，并且冠以这样的标题：《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到第四代梁钦宁，这种“直道而行”的家风仍然没有丢掉。在梁漱溟追悼会上，梁钦宁写就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则是“中国的脊梁”。工作人员阻止他贴，而他执意坚持，并在前往吊唁的李先念、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面前，一直坚守着这副挽联。自晚清至现代百年间，这样的家风家信，已经融入血脉之中，不曾断过片刻，令人钦佩而感伤。
　　
　　至于文脉，则是近代中国最为纠结的取舍。一方面，传统文化固然可恶，有着“吃人礼教”的恶名，似乎中华积贫积弱，无不是受其所累。另一方面，全盘西化抛弃孔孟老庄墨，真的对吗？《史客》为我们重现的，正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这份矛盾情绪和传承担当。解玺璋的《梁启超与胡适：左右不讨好的开路先锋》中，梁、胡这二位被视为“新”“洋”文化推动者的开路先锋，却着力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这些“国故旧章”。在陈郢客的《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里，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凌淑华、冰心、郁达夫、周氏兄弟、沈从文、郭沫若更是悉数登场。他们有的是经济系出身、有的擅写旧体诗，有的翻译《莎士比亚》，有的办杂志到倾家荡产，有的在沪“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有的围绕泰戈尔赴华打得头破血流……然而这看似风花雪月的一群人，他们的热闹，在今日看来，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也非名流时尚圈子的民国版本，而正是对旧文化底蕴的传承和新文化潮流的塑造。叶观澜和柴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朱启钤这位旧北京的保护者和新北京的建造者。他于1905年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在北京街道上装上路灯（还为此受人弹劾“有违祖制”），在大栅栏推行单行道制，并且于1913年首次治理首都拥堵：“把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洞，东进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然而他并不是“大锤一抡，通通砸碎”，而是保留正阳门城楼，只是开两个门洞以利交通；他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召集梁思成、刘敦祯、李四光等人共同研究北宋的《营造法式》、测量古代建筑群，建立起清华建筑系乃至整个新中国建筑学的基石。或许正是在这旧与新的共生之间，某种看不见的脉络，就这样传承下来。而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那些艰难时世、纷飞战火，再检讨他们传承下来的“脉”今日仍存续几成，恐怕难免只能既羡慕又愧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