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规律可以总结出许多条，但最让我震撼的是下面这条：每隔若干年，中华大地就会出现一次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这种规律的逻辑是，由于阶级原因，生存困难的民众会起来反抗，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动员或强迫另一部分同样生存困难的民众去镇压反抗的民众，最终结果便是底层民众之间的互相残杀。晚晴时期蔓延于中国南疆的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这一血腥规律的最好注脚。历史小说《欲望是把双刃剑》从人性视角书写了太平天国因阶级斗争而掀起的腥风血雨。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阶级斗争与人性混为一谈，也没有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而是“让阶级的归阶级，让人性的归人性。”

　　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史学界一直争议不断，我个人持否定态度，主要因为太平天国自身信仰与体制的严重分裂无限的放大了人性之恶。在彻底破坏了一个腐朽的旧世界之后，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丑剧、闹剧遍地的“新世界”，代价却是几千万生命的牺牲。但是，对其历史意义的质疑不影响我对所诞生的英雄人物的尊敬与赞扬，也不妨碍对历史长河中阶级与人性二者关系的思考。太平天国的历史，可以按照发展阶段分为兴盛，转折，衰亡三个阶段，《欲望是把双刃剑》共三部，每部刚好对应一个阶段。在第三部大结局中（以下简称《欲望3》），随着陈玉成、石达开、李秀成三位将星的相继陨落，太平天国的大厦最终坍塌，而作者对这一过程中人和事的解读，既有阶级使然的残酷无情，更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太平天国的斗争可以有多种注释，它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是汉族和满族的斗争，是两广和两湖人之间的斗争，但本质是阶级剥削与民族压迫共同导致的农民起义。在传统社会，反抗朝廷的农民起义因触及了统治者的神经，因此，是不可能通过现代社会的协商机制来调和的。为了镇压太平军，清王朝不惜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不惜向英法“借师助剿”。而汉人，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也好，农民为了生存也好，一旦加入统治者阵营，无一不穷尽一切手段去镇压起义。而起义军，如林凤祥、陈玉成、石达开，为了信仰纵使凌迟也不变色，这就是阶段斗争的残酷性。1937年日军侵华后在南京大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让我们无法抹平民族创伤，但早在1864天京沦陷后，湘军在南京的“屠城”，其惨烈程度应不亚于七十多年后的日军。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当政者都应该通过施行善政来拒绝革命。

　　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无疑是太平天国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但是，英雄的前缀往往是悲剧二字，《欲望3》一大半的篇幅都是英雄的落幕，而落幕比成功更能彰显人性。太平天国的失败有很多深层次原因，比如，作者多次提到的，在天京事变以后始终没有一个类似于王韬（黄畹）“联洋抗清，巩固长江上游”那样目标清晰且高屋建瓴的大战略。“联洋抗清”对于洪秀全来说或许有点勉强，而巩固长江上游，固守安庆则是陈玉成保卫天京的既定战略，但因为李秀成急于在江浙拓展地盘的狭隘而错失良机。但陈玉成殉节后，李秀成在天王昏庸，独木难支的困境中，仍委曲求全并尽最大努力保卫天京。至于被俘后在狱中写的《天国十误》一度成为“忠王不忠”的铁板证明。所幸《欲望3》，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示了李秀成写作《天国十误》前后的心理世界与其苦衷，同时也肯定了曾国藩能够将原版的《天国十误》留给历史的胸怀，从而让我们既看到一位血肉饱满，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也看到一位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顶级人臣的磊落。至于翼王石达开，在率部出走后再也无法重现西征时的风采，纵使他的人格魅力因其殉节而丝毫不减，但却无法否认此乃天国之“大误”。

　　我们可以批判阶级压迫以及与之伴随的专制体制，但却无力谴责那些因此非正常死亡的亡灵，无论太平军，还是官军，他们的死亡更多源于人性的趋利避害，与阶级无关，因为当社会底层民众普遍面临生存危机时，要么选择反抗，要么去镇压反抗。对这个过程中的历史人物，更应该用人性的光辉去肯定他，而不是打着道德的旗号无限的拔高或者诋毁，这应是“让阶级的归阶级，人性的归人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