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为何许人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在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1949年前就叫做“莫理循大街”（MorrisonStreet）。一条街道能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多么巨大啊！可如今，大家对莫理循这个名字已经陌生了，“莫理循大街”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莫理循，澳大利亚人，1897年，莫理循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多年，直到1919年才离开中国。
　　
　　一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被指定为摄政王。摄政王对袁世凯并无好感，特别是他背叛了其哥哥光绪皇帝。摄政王掌权后，于1909年1月就以袁世凯有足疾，宣布免去袁的所有职务。袁被解除职务后，莫理循即给袁拍去电报，表示慰问。袁世凯对他的追随者蔡廷干说，莫理循的电报让他“大为感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危在旦夕。就在这个时候，摄政王醇亲王惊恐万分，只好求助于三年前被自己罢免的袁世凯，命袁为湖广总督，指示袁镇压叛乱。莫理循知道，清廷起用袁世凯肯定是迫于无奈。在起义面前，清政府已无善战的官兵可用了。袁世凯虽然告老疗养了两三年，但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声望在不断增加。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他一度于1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1910年，天津时闻报馆出版了一本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撰写的《袁世凯》。这本书对袁世凯有详细的记载与评价：“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指在朝鲜时期）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迅，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2]《袁世凯》书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袁世凯现任何职？”李鸿章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藤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在外国人眼中，袁世凯似乎就应该得到重用，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中国。这位日本记者还在书中责问道：“使当日西太后信袁不专，任袁不力，袁虽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复有今日？……西太后不专任袁世凯，焉能有训练纯熟之陆军？……以此类推，西太后稍鲜定力，袁世凯乌能运其手腕？不有陆军，日俄之战焉能严守中立？又焉能复有完全之东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与直隶全省之学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宪之制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语括之曰：微袁世凯，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后，亦不能使袁世凯得运用其手腕也……[3]这位日本记者虽然不免有夸大其辞之笔法，但在当时，袁世凯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与声望。所以，当清政府起用袁世凯时，袁并不急着上任，而是对外宣布说自己“足疾未愈”。袁想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朝廷做出让步，让他全面掌握军权。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了包括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共八个条件。随着革命声势日益扩大，朝廷迫于无奈，最后只好向袁世凯妥协了。
　　
　　袁世凯重新接管军权后，随即奔赴前线指挥军队。尽管莫理循此时正在热恋着蓓西，但袁世凯掌权军队后，他就狂热地投身于新闻报道中。他在11月13日发往《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乘坐专列抵达北京的气派情形。他希望袁世凯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希望。随着混乱局面的继续，莫理循似乎忘记了自己记者的身份，而不断介入到了袁世凯的智囊团中，他和袁世凯的另一名追随者蔡廷干，一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在袁世凯复出不久，他派蔡廷干与莫理循见面，听取莫理循对局势的意见。后来，袁又派蔡廷干前往武汉与黎元洪和谈。蔡回到北京后，马上向莫理循通报了武汉和谈的情形。蔡说自己在和谈中极力说服对方，要求保留君主制度，效仿英国君主立宪政权。但革命党人显然不同意蔡廷干的主张，要彻底推翻满清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权。莫理循在听完蔡廷干的介绍后，知道袁世凯、蔡廷干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与蔡廷干分析时局后认为，迫使清帝退位对袁世凯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策略。
　　
　　蔡廷干把莫理循的意见转告给了袁世凯。过了些天，袁世凯就再次约见了莫理循。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在袁世凯那里，他受到了“热情而友好”的款待。袁世凯与他谈得十分融洽，当他们谈论到眼前的局势时，袁世凯认为只要再施加点压力，清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12月13日，莫理循作为袁世凯的客人，前往汉口。此行，他已经完全充当了袁世凯的说客。他在汉口考察后写道：“民众死亡不多，但财产损失惨重；革命军秋毫无犯，清军却恣意淫掠。”他不相信如此的王朝还能保留下来，“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莫理循回到北京后不久，清廷的举动比袁世凯想象的还要理想，清廷准备下诏宣布共和。
　　
　　莫理循向上海的革命党领袖直言，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孙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他还向革命党人游说袁世凯，说只有袁当了总统，共和国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支持。革命党领袖们也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愿意，袁当然会当选为首届总统。而此时，袁世凯却在摆弄假象。袁说，他几代人都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不能因为充当篡位者而遗臭万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莫理循彻底成了袁世凯的幕僚，莫理循提出，当务之急应该设法让皇太后下诏宣布建立共和立宪体制，并口头支持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听了莫理循的建议后喜出望外。
　　
　　就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关键时刻，1912年1月14日，袁世凯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清政府和袁世凯私下做好了交易，朝廷将在四天内公布诏书，将政权移交民国……袁世凯将被委任执掌新政权。清廷及亲王们将从新政权中领取岁俸。就在清廷准备退位的最后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隆裕太后一面答应袁世凯准备退位，一面却给袁世凯授予非常罕见的一等侯爵的封号。隆裕太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袁世凯陷入尴尬，她要向世人暗示，袁世凯是效忠皇帝的，一定做不出对不起朝廷的事。而事实上，袁世凯就在等着清廷退位了。所以，当隆裕太后四次发布诏书要授予他一等侯爵时，他都委婉拒绝了。最后，隆裕太后终于在袁世凯面前宣布退位。
　　
　　二
　　
　　就在清廷退位后三天，袁世凯如愿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能顺利坐上大总统的交椅，与莫理循、蔡廷干等的极力帮助是分不开的。袁世凯向莫理循表示感谢，感谢莫理循及《泰晤士报》给他的支持。就此事，莫理循写道：“他充分肯定《泰晤士报》曾给予他的帮助，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自从他返回北京以后，我们经常地、几乎是每天交换一些意见。”莫理循虽然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天生对袁世凯充满好感的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工作是相当有意义的。
　　
　　就在莫理循为袁世凯的胜利而兴奋时，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到南京任职，并把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南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权力控制区，而跑到前途未卜的南京去。莫理循理解袁世凯的担心，并向袁世凯解释说，迁都不仅要花费巨大财力，而且也违反了与各国公使馆的合约。但是，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北京就是满清政府的象征，新政权应该有新的迹象，应该迁都南京。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就迁都问题双方争论不休时，莫理循再次给袁世凯呈献了妙计。莫理循说：“黎元洪已通电力争将首都建在武昌。我想一定还会收到从济南府、开封府、河南府、西安府、成都和广州发来的电报，强调各自城市作为未来国都的优势。在这些城市中，至少有三个条件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在清朝以前曾是不同朝代的首都。当你手中有一打申请成为首都的城市时，也许各地都会认为北京将是第二个理想城市。”袁世凯听了此建议以后，可谓豁然开朗。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感谢信中说：“感谢您对定都提出的建议，这才是绝妙的想法，您将被称为中国改革运动中的澳大利亚英雄。”
　　
　　定都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孙中山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试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袁世凯的嫡系部队第三镇士兵发生了兵变并实行抢劫，对北京城进行洗劫。莫理循在记录这桩事件时说：“街道西边我住所北侧的大杂院着火了，整个街道布满了士兵，而所有的警察都不见踪影……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但似乎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莫理循记录得相当客观，那些士兵开枪只是为了“恫吓而已”，事实上，这是袁世凯亲自策划的“北京兵变”事件。袁策划“兵变”的直接动因，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北京局势紧张，自己不能前往南京。局势正如袁世凯所料，迁都南京的事就此搁浅，他安稳地待在了北京。但这件事，与袁世凯走得如此近乎的莫理循却不知道其中的真实面目。袁世凯不承认自己亲自策划“兵变”，而莫理循也在四处为袁世凯辩解说，袁没有必要策划“兵变”。他在给福来萨的信中说：“还有比认为袁世凯为了抵制迁都南京而策动兵变的看法更荒谬的事情吗？”莫理循虽然和袁世凯来往密切，但他还是不明白袁的丑陋本性。
　　
　　莫理循对袁世凯本来是寄予希望的。但“兵变”事件后，他似乎对袁世凯产生了矛盾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努力试图使那些肇事的士兵得到惩罚而袁世凯却有意袒护纵容时，他感到气愤，说：“如果仅仅采取安抚的政策使那些士兵保持沉默，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几年后，莫理循在伦敦商业会所作的演讲中还直言说，“兵变”事件是袁世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袁一生中最糟糕、最令袁后悔的一件事。在莫理循看来，此次“兵变”事件使袁世凯在国内外的声望受到严重的贬损，这为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努力设置了前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