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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折射中国百年乡村衰败

时间:2011-12-04 00:22来源:半壁江原创中文网 作者:郑渝川 点击:
熊培云先生的新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就以其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故乡村庄为起点,从各个侧面梳理了中国乡村这一百年来经历的多次不成功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败。这本书的后记归纳了书中各章就中国乡村一百年来经历的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三大转型

  传统乡村、农业、农民陷入衰败,似乎是个难以阻遏的潮流。法国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就曾断言,法国农民走向终结,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被现代化大规模工商业文明所取代。当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美国,农村、农业、农民也有了根本性的内在转变,尽管农民仍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个群体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依赖工业机器生产和都市生活方式的农场主,及其雇工,不再具有美国开国前后“乡民”的文化特质。
  
  基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在全球推进的时空差异,不少后发国家(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曾相对完好的保留了传统农业、农民,乡村形态似乎仍停留在一种让欧美知识分子赞叹欢欣的田园牧歌式梦幻状态。但这仅仅也是暂时的,这些国家同样或主动或被动卷入全球化浪潮,传统农业和乡村不能不为之改变,否则不能更好的为更高层次的工业、服务业、更大规模的城市服务;土地资源也不能整合集中起来为资本服务,创造出更大产值。农民成为这个潮流下,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劳动力廉价来源,并被迫承受大量的转型成本。
  
  这就是发展宏大主题下,一种伦理上存在极大争议,而又普遍推行的现代化转型。但需要指出的是,乡村转型、衰败尽管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性,却在不同体制下、各国度(经济体)内体现出差异性。首先,转型发展的方案和政策选择,与民众特别是作为转型代价承担者的农民有无政治上的话语权密切相关。如若农民仅仅是政治家及其智囊政策实验中面目模糊、不需考虑其主观意志和利益诉求的对象,转型发展很可能由美好善良的政治愿景驱动出台激烈的执行政策,甚至认为“为了乡村得到(现代化)发展、为了农民好”,将这种愿望偷换概念定义为公共利益,行牺牲农民个人和群体利益之实。中国抗战前十年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1949年后三十年开展的农村治理,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类似实践,无不如此,其结果是令人极度失望的,也就由此奠定了乡村加速衰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由政治家、知识分子、资本中任一一者,或多者联合驱动的乡村转型,是否正视尊重乡村社会秩序、文化传统和农民生活方式,是决定转型过程中及其后乡村、农民面貌的关键因素。如果传统农业生产效率落后于现代化工业、服务业,进而将乡村、农民其他一切均视为落后的标志,寄望快速强力驱动乡村变革,进而让农民变成改革者眼中“合格”的公民、消费者--这样的变革、改革、转型可能取得短期成效,正如乡村建设运动、土地革命给中国乡村带来的一时新气象,却很难持续,难以真正克服文化惯性。在外来驱动力减弱乃至撤回、消失时,因前述改革转型已经造成的破坏,又未真正构建起新的、替代的、更好的秩序,就会造成混乱。
  
  而这种混乱,在城市看来,又成为乡村、农民落后的凭证,酝酿新一轮否定乡村、农民既有存在的转型。
  
  第三,转型是否注重发掘乡村内生力量,是否给予农民在新的规则、流动通道中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如前述,由外来精英人士以“嫁接”方式植入的转型、建设,常常就因为忽略培育乡村内生力量而失败。同样,转型发展意味着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和社会秩序上,对乡村传统的颠覆,也就造成农民阶层不能按照旧有规则和通道进行社会流动,那么很显然,新的规则和通道是否给予农民机会,就成为后者承认、接纳转型的一个前提。
  
  熊培云先生的新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就以其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故乡村庄为起点,从各个侧面梳理了中国乡村这一百年来经历的多次不成功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败。这本书的后记归纳了书中各章就中国乡村一百年来经历的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三大转型浪潮,指出自此导致中国的文明重心及人力、物力资源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成为农村萧条之始。
  
  熊培云先生指出,中国的乡村衰败,既有时代潮流推动的自然发生,也包括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建设暴力更以近年来激越的城市化而掀起高潮,形成了当前农村“乡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局面。简言之,乡村衰败的程度,已经让人担忧中国的发展,成为了卡尔维诺笔下的“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一本闪耀着对乡村、农民深切关怀人文主义精神的佳作。这本书的源头,或者说生发观察与思考的引子,是在熊培云先生个人的故乡村庄,但记述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百年来遭遇多轮外力驱动转型的负效应总结。书中提出的思考,并非作者臆造,也非理论观点对历史和现实的简单投照,而是建立在作者对方方面面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基础上,以及坚实的实地访谈。熊培云先生在书的自序引述了农学家董时进1932年的一段评论,可以作为一种印证、一种标准: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上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籍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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