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罗先生是文艺界的一道奇观。他最近一次在央视出镜是在2012 年12 月下旬，九十六周岁生日时的即兴演唱，满宫满调，宝刀不老。他在网上备受瞩目的博客“宋宝罗艺术之窗”，以皓髯长须、慈颜善目为标识，迄今还在不停地更新。人们都知道：宋宝罗曾为不同时代的领袖所垂青，于是有人要问：为什么比起一些著名艺术家来，他的社会影响并不怎么大呢？确实，自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来，宋宝罗长年被舞台边缘化了。这件事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典例，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一些现象。

20 世纪50 年代初，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邀请宋宝罗加盟，可是宋宝罗不愿参加国营剧团，企图继续像以前那样带着民营的戏班，自由自在地跑码头。谁知好景不长，政务院出了一个禁戏的政策，以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不许“有害”剧目上演。执行过程中“宁滥毋缺”，明禁八十一出，实际被禁者数不胜数，后来发展到只能演《九件衣》《 王贵与李香香》 《 白毛女》等少数几个戏了。宋宝罗对我说：“我会戏可以说是最多的，然而那时居然也到无戏可演的地步了。”私人戏班规模小，论编排适应新戏的能力，同北京的国营大型院团不可同日而语，遑论社会影响？1957 年他被召回注册地上海参加“反右运动”。文化局把名演员聚合在一起开“学习会”，隔三岔五宣布某某是右派分子。京剧界先揪出了黄桂秋，而陈正薇才出科几年，也被打成右派，真是风声鹤唳。恰好此时杭州剧团来约他加盟，他为了尽快躲开这个“学习会”，不惜工资打折，便把注册地转移到杭州。孰料这样一来，从此安营扎寨了。宋宝罗叹息，上海是京剧大码头，当时如果不是因“反右运动”而离开，自己的社会影响不至于像后来这样。虽然逃过了“反右运动”，但文化体制还是在计划经济笼罩下，宋宝罗纵有浑身解数，还是难以施展。1958 年以后，政府出政策不提倡剧团流动，以防“瞎演戏”，民营剧团陆续割“资本主义尾巴”，他所在的剧团从此吃“皇粮”了。有一年该剧团只演了一次日场戏，可是演职员每月工资照发。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机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有志者只好受委屈了。

改革开放以后，宋宝罗一度有了上台的机会，却由于体制还是老样子，因此仍然不顺利。80 年代初赴沪巡演，借的是宁波的班底。后来好容易向本团争取到一次演出机会，却只能拨给他六个演员，因此只好小规模地演一出《乌龙院》。吃“皇粮”的剧团往往既不尊重艺术规律，又不尊重市场规律，凡事先考虑如何应付上级领导，再考虑剧团内部各方面平衡，久而久之则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局面。

或许有人会问：不是宋宝罗还上央视了吗，怎说不被重视？确实电视镜头曾多次光顾宋宝罗，然而这都是他九十岁以后的事情。

如果不是面部疾病不得不蓄须，能够以皓髯飘飘的形象一边唱戏一边绘画，他恐怕未必会有多少上镜的机会。如今，收视率是电视台的生命线，在这种机制之下，老演员被过早遗忘是必然的后果。尽管宋宝罗也上过“名段欣赏”栏目，然而他和各家电视台的合作，主要还是凭他边画边唱的特色。换言之，宋宝罗“老来红”同他身上所具备的猎奇性有很大关系；难怪现在一提起宋宝罗，多数人的反应是“画大公鸡的”，而对他的皮黄艺术本身的造诣知之甚少。

遍览当今文艺界，宋宝罗只是冰山一角，过早被边缘化的老辈名家大有人在。有感于斯，我把宋宝罗历年的演唱精华选编为CD出版物，在《宋宝罗唱腔选》即将完成之时，宋宝罗先生以九十七岁高龄给编者题写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八个大字。自云：年轻时曾立志要创造流派，坐头把交椅，惜乎50 年代以后京剧就走下坡路了，“时不利兮骓不逝”。按照他老人家的标准，京剧现在面临艺术危机和人才危机，前景堪忧，因此他又挥毫题写了“想想怎么活下去”七个大字。50 年代照搬前苏联文化体制模式，虽经文化体制改革，迄今仍有尾大不掉的现象，因此宝罗先生题写的这七个字，掷地有声，警钟长鸣，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把宋宝罗先生一生的事迹和经验整理总结出来非常有必要，因此今天刘连伦、王军为宋宝罗先生编著传记，我举双手拥护。刘连伦先生告知，此番他们还做了大量的考证和鉴别工作，力拂去历史前尘，留下信史。我认为此事功德无量。当年我编《宋宝罗唱腔选》时有这样体会：宋先生各时代留下来的音像资料（包括出版物）很庞杂，瑕瑜互见，如果听任一些状态或配合不佳、抑或录音质量低下之作流传，会误导后人对宋宝罗艺术的认识，因此需要负责任地编一套去粗取精的优选版出来，以正视听。如今刘、王二君面对关于宋宝罗先生的许多记载，也会存在类似情况。以前小报的哗众取宠自不待言，就是后来的出版物，也可能存在记忆、口述、记录、整理不准确或失当之处。有些内容虽涉及有关史迹，但属于孤证，只能聊备一格，因此也须指明，留待今后论证。此番二位作者以如此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这本书的编著，深孚众望。

马年伊始，我借“马到成功”的吉言，衷心祝贺《粉墨丹青一老翁—当代奇人宋宝罗》付梓。祝愿尊敬的宋宝罗先生健康长寿，吉人天相。

是为序。

翁思再

于2014 年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