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我们理清了作品中两代女人的情感历程后，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历史沉重的包袱一定要完全压在女人瘦弱的肩膀上吗？作品中女性的命运到底在何种意义与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作者又是如何将二者作出了合理地对接？

　　首先，作者巧妙自然地以反讽的手法，表达出对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女性伦理进行了深度审视，进而对传统道德对女性的精神钳制作出有意味的反思。梨花庄，这一带有中华民族之隐喻的村庄和书写空间，它“依附在天边的一座大山中，属于太行山的一脉筋骨，从上而下是一条龙姿。村庄的建筑散布在龙头，龙肚，龙尾之中”。从它的诞生和繁衍，选择重情、仁义的始祖梨花女以生命换来了梨花庄女人的勤劳善良，性子刚烈，也换来了梨花庄男性的勇敢豁达、侠肝义胆。这是梨花庄的生命和灵魂。但是不断膨胀的权力追逐和掠夺战争，使梨花庄的生命和灵魂受到了威胁和篡改。梨花庄的女人也像梨花始祖一样在忠主与忠情、有情与无情之间挣扎。但与梨花始祖不一样的是，她们的忠主战胜了忠情，有情被指定为背叛，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也因此一代代延续。战争的无情和男性的欲望将女人变成没有自我的附庸物。抗战爆发后，梨花庄三十多个男人奔赴沙场，三十多个女人的命运又该如何？等待丈夫的焦急，被人引诱的惶乱，丧夫失子的痛楚，性与爱的断裂……当“我”的性命危在旦夕时，蛇神九斤挽救了我，被本能煎熬的母亲，便以身体“偿还”了九斤的救命之债。母亲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选择”。“我与娘第一次达成了撒谎的协议”，但“我”和母亲从此将要面临无尽的悲苦命运。她要抚养“我”长大，守住对丈夫的责任和许诺，所以在自己肚子一天天“羞耻”地长大后，她与三婶“合谋”要在肚皮外“勒死”未出世的孩子。

　　故事的讲述不断在转折中出现波澜，层层迭起。战争漫长的熬煎并没有遮断世俗女性的凡俗欲望。但作者的叙述明显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人们在战争的背后谈得最多的是男人，当嗔怨与念想终于换来的只是“烈属”名分时，她们的生活光荣而乏味。所以，在阴阳两界间，本应该阳世最令人留恋，但胜惠的回阳寻祖几乎让她感觉到阳世的寒冷，亲人对他的冷漠，猜疑，之后人世间满街流溢的欲望之水，都让她惊悚；她在梨花庄的贞节牌坊面前，看到了那些“坚强”的女人，被脆弱的“意志”所折磨，也看到了贞节牌坊上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在“我”的回忆中，天胜奶奶在“大炼钢铁”的饥饿年代被“撑死”；获得“贞节”牌坊的女人与最龌龊的男人偷情狂欢；最刚烈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贞节”女人最憎恨夫妇情爱之欢……

　　从以上富于张力的结构和巧妙的反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借胜惠的亡灵的视角来观看阴阳两界，来评判生死两端，从而将问题指向了一个民族面临的许多重大精神问题，即战争与生命，男性与权力、女性与道德，亲情伦理与阶级身份等。作者重点叙述的是梨花庄女性的悲苦命运，以及因此引起的传统女性伦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的挖掘，并通过反讽和抒情加以强化。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思考也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生与死，灵魂与肉体，自我与他者……那么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张力互否和反讽结构中，作者始终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叙事态度。正如作者借叙事者所言，“我”开始怀疑：“造成梨花庄的苦难是否也与我有关呢？”梨花庄每个女人的死，似乎都与“我”有关，更与“我”的母亲有关，因为是她阻止了“我”对更多抗日战士的祈祷。她们对“我”和“母亲”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从这个意义上看，胜惠的难言和苦衷更胜于那些被压抑、熬煎的女性。那么，她到底能承担多少罪恶和苦难呢？

　　“我”和“母亲”是一直在误解和忍辱负重中艰难地生活，主要的原因就是“母亲”背叛了“父亲”。男人血洒疆场，女人却没有忠于他的男人，自然被“父亲”抛弃。没有人同情母亲的隐忍与从心为善，更没有人理解天胜娘坚持的“人命比什么都尊贵”，包括那些备受煎熬的女性。可她们的内心都和天胜娘一样，“丈夫等不回来，……她的心每一天都涨着风。”而“我”对亲情的念想更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因为“母亲”的“不贞”。当“我”被指认为花蛇妖或蛇的化身时，“我”在现实中的存在便成了非法；当“我”的过去被指认为非法时，现实就成了“我”永远进不去的“城堡”；当阴间的厉鬼情缘比人世的伦常亲情温暖时，我所有的“寻祖”的努力就像记忆的磁盘被强行删除，等待重新编码、重新激活的念想就成了虚幻的等待。“我”只能在阴阳两茫茫的苦境之中无望的寻找。“我”希望再次回到人间，得到父亲的拥抱，得到母亲的理解，得到弟妹的紧握，“手足相逢该是最快乐的事”。

　　细读《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们会发现，作者试图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是，被战争和革命淹没的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及千百年来在封建道德基础上形成的女性伦理，在不平等基础之上对女性在家庭、婚姻中作出的道德囚范。比如女性的守节、贞烈，以及对男性绝对服从的道德律令等等。从作者强烈的抒情和批判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传统女性伦理的挑战，对建立在生命、人性、平等基础上女性人格的期待。这并不是一个早已解决的老问题，不是，它披着革命的外衣至今压抑着当时和现在的女性。

　　六

　　从整个文本的叙述方式来看，作者选取死后二十年亡灵重回现实，寻找人世亲情，并以此重现被宏大历史所掩蔽的“死者弯曲的倒影”。正是这一叙事视角的选择，使得叙事者可以以个人的方式进入历史，使个人的感受比被书写的历史本身更形象、更富于感染力。作者的历史感也因此得以突显。尽管作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一直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为背景，但作者进入历史的方式是以人物带动历史，以人物评价历史。比如“大跃进”之于乡村底层人物千百年的精神内伤，比如个人崇拜之与“精神父亲”的权威，再有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等，特别是以一个村庄，一群女性，她们的悲剧性命运与一段段历史的血肉关联。这是叙事者试图解开的秘密。

　　这部作品的突破之处就在于试图对一个民族秘史的解密。我认为，被民族历史和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民间话语，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秘密所在。正如作品中那些被遮蔽在大人喜怒哀乐下面的小孩子们的脆弱和敏感，也如傻子金宝对嫂子“愚笨”的一往深情一样，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作者把“我”寻根问祖，寻找父母亲情的情感经历放置在那个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语境中，来反观革命、阶级话语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父亲”对世俗亲情的压抑。“我”对父亲的精神依恋和对亲情的渴望总是被父亲“革命不是一家一户，一儿一女的事，而是普天下的事”、“革命不相信眼泪”等集体话语所淹没；梨花村人的饥饿也被久妮“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害怕饥饿吗”所吞噬。这样，个人的情感、欲望完全被战争、革命的乌托邦所遮蔽。这也是作者试图要回答的女性生存悲剧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小亚细亚国家”，由地缘、血缘组成的“氏族社会”发展到强调解构血缘、地缘的“共同体”，以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地缘关系。这样的“进步”是可怕的。所以，在小说叙事中，阶级话语对个体话语的遮蔽的复杂性也因此显现出来。

　　作者通过亡灵的叙事方式，避免了个人话语的限制。叙述者既可以与每一个女性交流，以讲述她们命运的悲苦，也可以通过亡灵的身份审判“父亲”和历史，解除了女性评说历史、质疑男性的“非法性”。这自然就有了“我”发出的“天问”“地问”般的女性呐喊，难道只能有男性辜负女性，就不能有女性背叛男性吗？“我真的想问爹，难道中国人只有骨头没有肉吗？流血不流泪还是人吗？连猪狗被宰杀时都要叫几声呢。难道革命就是把属于人的正常情绪都该灭绝吗？……爹爹啊爹爹，革命有功，难道生活有罪吗？爱国家爱人民光荣，难道爱你的女儿就可耻吗？我虽然不能代表人民，可我能代表一个人呀。”很明显，这是作者借叙述者之口来反叛宏大叙事、革命话语对个体叙事、个人话语的遮蔽。因为有了这样的反叛，作者才能对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细密的感情和悲苦的命运进行侧面的深挖和放大，让我们重新思考被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宏伟的革命主题淹没了的个人遭遇和命运，重新思考被战争和历史的光芒所遮蔽的民间的生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民间立场和厚重的历史感悟，也具有鲜明的对新历史主义的自觉或不自觉追求。

　　当然，正是因为作者选择了自由穿梭文本的叙事者，从而使部分章节中浓烈的女性意识和批判精神过于情绪化，甚至浮泛化，有时叙事的节奏也缺乏有效的控制。作品中有很多情感和价值判断，并不是通过人物形象或人物自身来显现，而是作者借“我”的叙事者身份直接“说”出来，使得人物形象和叙事者带有很浓的说教气息、议论色彩。说教挤掉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弹性；议论抢占了人物形象的“留白”空间。人物形象的情理逻辑让位于强烈的抒情和理性的思辨，自然就会某种程度淡化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但我又觉得，我的上述看法也许来源于常规，不能说不对，然而，我对小说中大量的思辨的仍保留尊重。

　　总之，统观全作，无论从叙事的角度，还是从女性立场的价值评判，无论是从进入历史的姿态，还是从反思社会、反思政治文化的角度，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都是十分难得的厚重深沉之作。它通过亡灵视角，观照像羊、猪、蚂蚁一样弱小者们以及“无告者”们的生存悲剧，并从历史的背面进入了历史，反思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深重的文化症候。它不愧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的新一轮反思小说的先锋，也不妨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的一块厚重的文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