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瞎子也知道黑白的界说，但让他挑选具体的黑白之物，他便不知道哪个是黑哪个是白了。不是因为瞎子不知黑白之名，而是因为他不能辨黑白之实。同样的道理，高谈仁义却不能成仁取义就像像瞎子不知黑白一样，“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篇》）。
　　
　　自从人结成类以后，“名”就掩盖、甚至取代了“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都在膨化着“名”，名是“知”可以层累，而“取”是“行”、是每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遗传。就连诚实的人也不免以学解道，消行入知。于是，仁义道德，就成了“三岁孩童都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的伪善包装。当人们反过来又要用仁义道德之名来窃取荣华富贵时，言行不一遂成为普遍的人性炎症。
　　
　　起脚于古越的阳明子，有着禹墨这一脉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与不能知行合一之儒的根本区别。他为了消解言行歧出这种人性炎症，毅然摒去那个已虚假不实的“名”的世界，将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各种规范及其所包含的经验主义的历史理性都用括号括起来，重新设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外在的天理内心化、把心天理化，用落实到“取”上的知行合一来对治二重道德、二重人格这种流行的痼疾。让人们重返未被异化的本心，再从这个本心出发，来知行合一地做人做事。阳明说他的心学是孔孟“千古相传一点真骨血”，是句朴实的良心话，也是为自己正名的辩解语。
　　
　　阳明让人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段，从外在的观念之网中解放出来。因为关于善恶的定义都是一部分人制定的，而没有全人类通用的。关于人性的定义也是短暂的士民协议。谁垄断了这个制定话语的权利，谁就是这个时期的“真理”发射者。而他发射的真理注定只是人类偏见的一部分。真理是人说的，而人是能够说出任何“真理”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在铸造偏见，便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理。于是人类意识的万花筒便成为各种打扮成真理模样的偏见方阵的集合体。所以，真正的“人学”、“仁学”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假相，回到纯真，还我清白。
　　
　　这，很难很难，比孙悟空跳如来的掌心还难。阳明将“心”论证为先验的直觉，并用经验化的方法证明它是可能的，并能给人带来可能的生活。“心”的基本属性是实践的精神和意志，而且既独立于实用（恶），也独立于道德（善）。“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要表达人类的根本精神是独立的。心学是努力践行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哲学。然而，也只是努力而已。
　　
　　马克思说：每次思想解放都是把自己从外在的世界中找回来。心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人都可以且应该“自力更生”地去做一个伟大的普通人。人需要超越，而且必须是你自己奋力每天都要创造新的自我，走出“意必固我”的洞穴、走出闻见道理加给你的井蛙之见，才能感觉到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如果说理学是教条主义的美学，那么心学是感动主义的美学：高度随机，又绝对万变不离心宗，它将彼岸的天理变成此岸的“直觉”，王阳明把握了用小来说明大、用大解释小的通感，同时既像个布道的诗人牧师，又是个机变无穷的英雄豪杰。他的心学把日常的营生哲学化，追求生生不息的“超越”，而且是在进取中超越。我这样的外道无学的杂语者肯定连一个牛角也没有窥见，更不可能看见全牛，却不自量力地希望通过解读阳明学，来用古典人文精神进入并补救已进入解构状态的现代思潮，至少有这样三个基本点可供参考：1.有个定盘星的对话主义；2.有先验合理保障的直觉主义；3.亲在至上的葆真主义。
　　
　　王阳明对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你一起成圣。他从始至终都坚持自度度人、成己成人、人人都应该共生互长的立场，他认为在有良知这一点上，人人平等、人皆可以成尧舜。这个立场保证他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定盘星的有效性。心本体是纯真的，它高于任何经验语义的善恶。人人都能返回心本体，才能展开真正的对话，才能激活内在的本源性的直觉，才能将本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从而使心学成为简易直接的起死回生之学。现代学人可以尽情地从这个角度再塑造出个阳明来，以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
　　
　　关于第二点，最好的参照是日本人西田几多郎的“行为的直观”学说，西田可以说是日本的现代王阳明。他细密地论证了这种有先验合理保障的直觉是种本源性的“通感”、情感的知。西洋人有研究感觉复合的“传统”，当圣奥古斯丁说“无须寻找，真理原在你心中”时，他强调了“经验与先验”是可以复合的。但怎么能保证这一点呢？阳明的“心即理”予以了理论证明；“知行合一”的修养方法予以了实践落实；“致良知”则要求你把心中的真理“良知”使唤到眼神、语调、心中想、意之动上。使你的直觉成为“哲学王”的直觉，从而提高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里尔克告诫青年的话可以辅导我们修行：让你的判断力静静地发展，发展跟每个进步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中，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王阳明强调这种直觉有宗教目的：他想让善对恶的胜利即刻得到担保，让人同时摆脱教条的桎梏和庸俗经验的肤浅，走入健全的新的感性生活。心学是心灵的动态管理法，把人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取超越的升华过程，变成了一个永恒又日日新的企盼，并且能使每一个正信者在瞬间找到永恒。
　　
　　至于亲在至上的葆真主义，是我生造的，有点别扭，主要是想概括阳明心学既追求大我化又要个性自然的那个拐弯处的意蕴。“亲在”一词是借句于海德格尔“Dasein”，海氏用亲在代替主体来指称人，开创出新的存在论。他说，亲在“总是我的存在”，它一向属于自我，又“存在于世中”，并通过行动改变存在或使之展开新的含义。但亲在又常常沉沦于无形众人，堕入日常生活的无根基与虚无中，碌碌在世，闲谈，好奇，两可，最后麻木不仁。这与阳明说的习俗缠蔽了本心自性，如出一辙。要想活出本真的人之味，就必须从沉沦的泥淖中超拔出来，去蔽解缚，明心见性，恢复人性的自然生机，又超凡入圣。用扩张良知的方法，即用自我的力量来完成自我，而不是压抑人性、压缩自我的办法。这种亲在至上的葆真主义，是儒、释、道三教之精华的一体化。它之所以在晚明、明清成为知识界的启蒙催化剂，又因为它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极其个性化的，又服务于大写的主体，只要你愿意相信这种意识状态无论你是什么职业都可以产生大事业情结，它可以让小我在日常生活、具体事情中找到一种在从事圣战的价值感、伟大感。总之是一种神圣人生论，让生命去照亮生活，而不是用生活剥夺生命，它告诉你：“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随着你的世界观的转变、升华，人生境界、生存感受就会日新日日新。
　　
　　这个葆真主义提醒世人：人保全自己的良知本性，不为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丢失“自我”，却又不陷入那种束身寡过，一事不为的怯懦小儒的可怜境地；要从心髓入微处痛下自治功夫，既抗拒循规蹈矩之虚伪，又拒绝龙拿虎掷之虚伪。要告别混沌、为我、观望、自暴自弃等等活法，不做世俗的奴隶、境遇的奴隶、情欲的奴隶；永别一切奴才道德，做自己的主人。
　　
　　歌德悼念拜伦的话可以用来概括传记事业：“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创造世界一样。”每本阐释、研究阳明的书都是在“创造”他，这本身也是他还在“不断”地创造世界的一种体现。他，当然也包括拜伦他们，是通过开拓人心、人性来创造世界的。心学还没有变成理论古董，阳明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永远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