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就有了诗歌；自从有了诗歌，就有了关于诗歌的话头。今天，一个实用主义者把所谓的超越都世俗化的时代，人们似乎不再需要宗教，不再需要信仰，不再需要诗歌，不再需要人文和伦理关怀，就可在世俗的生活中得到救赎，关怀实利大于关怀心灵。但另一个角度也提示我们，当诗歌卸下一些所谓的超越，卸下所谓的神圣，卸下所谓的重负，那她是否就成为一种游戏？
　　
　　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什么？也许这是一个不易回复的问题，那我们就谈谈诗人的行状，顾左右而言他。
　　
　　一、言行
　　
　　威塞尔在他的随笔中曾提到在斯大林的时代，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到卢布扬监狱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个给他儿子的包裹去探监。
　　
　　数以百计探监的妇女们在那里等着叫号，像我们在医院看到排队挂号的情形一样。每个等待叫号的妇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在铁窗里面：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年迈的老妇转头对队列中的阿赫玛托娃说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
　　
　　“是的。”
　　
　　“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
　　
　　阿赫玛托娃当时听到这话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是的，我会试试的。”
　　
　　威塞尔接着写道：“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
　　
　　还是一则关于苏俄诗人的故事，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写到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十月革命对曼德尔斯塔姆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由于他不愿意，事实上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天性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因而他无法说服自己与新生活的保民官、组织者和建立者合作。羞怯、瘦弱、亲切、充满爱心、多愁善感，在他的朋友看来他就像一只温文尔雅但又略显滑稽的小鸟，但他却能做出惊人之举。这样一个瘦弱、羞怯而又容易受到惊吓的人，却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革命初期的一个夜晚，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正好碰上那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勃柳姆金（后来他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也在场。当时勃柳姆金是契卡的一名军官，他正醉醺醺地把即将处决的男女的姓名抄到由秘密警察头目设计的空白表格上。曼德尔斯塔姆突然迎身冲向他，一把抓过名单，在众多惊愕的目光面前将它们撕成碎片，旋即冲出门外，消失在夜色中。
　　
　　二、轶事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
　　
　　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
　　
　　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
　　
　　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开箧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
　　
　　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
　　
　　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
　　
　　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
　　
　　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
　　
　　因大谐笑。
　　
　　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身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
　　
　　昌龄等因话其事。
　　
　　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
　　
　　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三、性情
　　
　　下雨天，黄侃总是穿着木屐到学校上课。
　　
　　“木屐”又称“钉鞋”，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
　　
　　上完课天晴，黄侃即换下木屐，用报纸包上，挟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识，见黄侃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他生病了，便登门探望。系主任问其故，黄则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
　　
　　从此，黄侃就离开中央大学。
　　
　　四、诗人看得起谁？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裸体朝堂击鼓骂曹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柳亚子在这里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气势要来得大。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言语，连柳亚子私下也认为，自己比祢衡还狂。
　　
　　五、诗人之死
　　
　　我有一篇文章《诗人之死》是写诗人王昌耀，我写道：艾青是1996年一个春夜走去的，来自泥土，终归还于泥土；四年后，昌耀被肺癌一寸一寸吞噬了骨肉和灵魂，也弃世了，亦是春日。春是拒绝接纳诗人而把他们关在生命之外吗？
　　
　　昌耀有篇《凶年逸稿》，记述的是在祁连山农场，“一个被称做绝少孕妇的年代”，饥馑遍野，“我们因饥馑而恍惚”。那时，诗人和难友在青稞熟了的时候，白日劳动把裤腿扎紧，偷着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就找工具在隐秘的角落炒青稞，工具就是偷藏的脸盆。一个夜里，大家在窑洞里各自靠着自己的被子吃炒青稞。黑暗里，一个人溜进来，悄悄坐在像耗子一样偷吃青稞的囚徒当中，他把手伸给昌耀，昌耀就给他一把，就是这样，满窑洞的喉咙响。
　　
　　第二天出工时，昌耀却被从队伍里拉出示众，原来夜里溜进窑洞的人是一个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像鹅颈一样扭来扭去，以供大家观赏，他说：看啊，这个耗子，偷嘴吃吃得多肥，肥得连脖子后面都有肉褶了！囚徒们大笑起来。
　　
　　就是这摈弃了人的尊严，像耗子一样为了生存而攫取的一份食粮，使诗人没有成为祁连山的一把白骨。那个时候，诗人艾青以衰暮之年也在边地流放，艾青说，那个年代死了人就像死了一条狗。
　　
　　诗人活了下来，他在《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而我是在从一个谦卑贫穷的鲁西平原小镇，到同样谦卑的小城读师专的时候，读到昌耀诗歌的。那是一本名叫《文学家》的创刊号，上边就有《高车》，但和后来的选本不同，没有小序，是5段10行，而后来通行的版本是小序加8行诗句，但我一下记住了那负荷沉重的青海的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从天地间旋动而去”。我们知道，高车是青海农牧民的一种工具，一种最朴素的农业的象征，然而也是最落后的民族的伤痛。
　　
　　昌耀的诗给人的是一种灵魂的惊颤，他笔下的汉字让人感到陌生，而汉字的表达却是苍茫。它是一，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一，昌耀是大地和苦难分娩生成的。
　　
　　然而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段时间被出版机构排斥在外，他曾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而决心“自费出版”，这是一本叫做《命运之书》的书稿。
　　
　　昌耀患的是肺癌，生命后期形销骨立，腿上的皮就像纸一样，一捏就叠在一起，他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当他疼痛时，就屈着腰，用两个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嚎叫，也不愿上医院，实际想省些钱留给孩子，孩子一个待业，一个正上学。我想到昌耀笔下的母狼，“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河床）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2000年3月23日，龙年，岁在庚辰，序在春日，早7时，青藏高原，天色甫明，形销骨立的老昌耀，从病房的三楼跳下，8时血压下降，9时瞳孔放大，9时45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65岁。后二日，我得到消息，悲戚难已，像听到艾青之死，我写下的诗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读他的书／我们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