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这个世界
　　
　　并且要它原来的样子
　　
　　再一次地要它，永远地要它
　　
　　我贪得无厌地嘶喊着：
　　
　　重新来过
　　
　　——尼采《善恶的彼岸》
　　
　　五月，在法国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1968年的五月，法国却突然爆发了它现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社会运动，整个社会几乎到达了革命的边缘。在一个感受不到任何明显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事前毫无任何征兆地发生了一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完全超乎了任何人的想像，当然也包括了法国人自己。由于其影响既深且广，如今虽然已经历卅载，整个事件似乎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沉淀下来。相反地，随着日后历史发展的不同需要，一直反复不断地被讨论与诠释。
　　
　　“68”已经成为近代法国社会的一项遗产，化作潜藏在人民意识层之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inconscientcollective)，不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或党派的差异而有所区别。事实上，我们更可以将“68”本身视为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被压抑问题的一次无预警式的爆发。运动虽然迅速地结束，可是所显露出来的症状，如幽灵般长期缠绕着法国的社会。
　　
　　事件表面的导火线，源自于当时的大学生对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满。六十年代，法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整个大学体系却相对落后。不仅硬体设施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战后大量拥入高等学府的学生之需要。所传授知识的内容也无法跟上社会的脚步，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原则之下，对大学教育变革的要求也因此格外强烈。
　　
　　面对大学的保守、封闭与僵化，学生的不满虽然一致，可是由于各方的立场不同，其诉求也各异，甚至相互矛盾。一部分学生的愿望，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彻底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更新教学的方法与内容，提供给学生一个自由、开放与完善的学习空间，最终使经过激烈竞争挤入大学窄门享有受教权利之人，毕业之后，顺利的投入就业市场，找到正式的工作。
　　
　　另一批相对较激进的学生则与此完全相反，并非仅在技术层次对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满，而是追根究底，对大学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后整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疑。这些人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是一处职业训练所，工作也不等于餬口饭，生命更非意味着自私、自利、庸庸碌碌与自我压抑。这两种相互矛盾却又统一的观点，相辅相成，构成了68年五月学运最初发难的基础。
　　
　　面对学生的诉求，当时的法国政府非但未积极地回应，反而粗暴地镇压，使得事态不断恶化。由于学生的组织行动得法，且议题切中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症结，以至于事件迅速地蔓延。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席卷全国的各大学，并且扩展至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整个社会瘫痪与国家权力的暂时真空，最终导致内阁的更动，国会的全面改选与总理蓬皮杜的下台。
　　
　　然而，如此巨大的一次事件，在持续近一个月之久后，却倏然地落幕。除了少数托洛斯基派与毛派团体继续坚持斗争外，整个社会又迅速地恢复了旧有的秩序。常态的政治活动重新出现，经济的齿轮也开足马力，再次高速运转，整个国家又被导致既有的劳动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之上。
　　
　　法国68年五月的学运，毫无疑问地与当时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相互呼应。无论是在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然而在法国，并且只有在法国，反叛不仅是青年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除了大学生外，参与的人从中学生、年轻的工人、技术人员，到中层干部、学院人士、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等，包括了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并导致整个国家权力真空与社会瘫痪几近一个月之久。
　　
　　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相较，为何法国的学生运动在时间上较晚，可是却更深入与更广泛地撼动了整个社会？图罕(AlainTauraine)认为，这种独特地现象与运动最初的导向无关，因为法国学生的诉求基本上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类似，主要原因应与当时法国社会的特殊状况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六〇年代，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整个法国社会积极地朝所谓的工业化国家迈进，一切以经济或科技的标准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增长不仅成为经济的鹄的，也变成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共同目标。然而，工业化社会单面向(unidimensional)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体弥漫着一股标准文化，贩卖着幸福快乐人生的妙方。汽车、电视、度假、舒适、优雅……似乎唾手可得。自由、自主、自在、自足的日子有如近在眼前。一切的战争、社会冲突都烟消云散，贫穷的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被扫除……仿佛人类终于在工业化的坚实土壤中找到了解决一切困难的依据，历史也终于越过了前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
　　
　　在这巨大的反差中，法国国家的角色一直暧昧不清。从殖民帝国转型成一个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过程时，法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它既中央集权，同时又结构涣散，既现代，同时又老旧，既伟大，同时又渺小，既自由，同时又威权……除了在国际上代表这块土地的住民以外，似乎并无法真正使人民对他自身社会的运作方式产生任何的认同。以至于当不满的能量积累至一定程度爆发时，因为国家是民主的，所以无法采用集权国家的方式，真正予以武力镇压。可是事实上，却又正是因为国家过于中央集权，不允许社会其他部门的自主运作，以致冲突不断发生与扩大。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东欧，如捷克、波兰，在高压的政治下，学运可以迅速地及强力地被敉平。在西方，由于大学制度基本上独立，以至于整个问题无法延伸至国家的层次。换言之，学生的反叛运动，在东欧，瞄准的对象是国家。在西方，是文化。而在法国，则是社会。
　　
　　因此，当国家宰制整个经济生活与社会运作时，文化的反叛成为抵抗权力的一种斗争方式。法国五月的学运成功地将政治上的抗争与文化上的反叛，二者结合成为一种社会的运动。这也是为何其他国家的学运，如德国，大多停留在自身的圈子里，虽然提出了许多观念，但只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与拒斥。然而，在法国，时间上虽较晚，却在具体行动中引爆了整个社会的内在矛盾。在西方现代官僚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第一次产生了对激进革命的肯定，而不再仅是停留在示威与请愿活动的范围。
　　
　　按照传统的社会分析观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都无法独立于工人运动之外，社会运动的主体应是工人，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具有悠久社会斗争经验传统的国家，工人阶级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学生发动与领导，而非工人，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特别是在戴高乐主政的时期，整个法国社会在工业化的过程里，绝大部分工人并未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危机爆发的前夕，总理蓬皮杜政府的政策充满了反工人阶级的色彩。低工资、劣质的工作条件、专权的领导、对工会活动设置诸多的障碍、严重的住屋问题与教育训练的过度分化等，整个劳动条件的制度化，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英国。
　　
　　从68年运动的经验可以发现，社会运动事实上并不完全是由社会的底层，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最差的阶层为主导。如果是这样，那么十九世纪就应该是以农民运动为主导，而非工人运动。事实上，决定性的因素应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统制力量的本质，以及运动本身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不应当仅从社会职业的角度作为选择的惟一标准。
　　
　　在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城市的小市民才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真正承受有产者及国家的统制。在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的阶段，主要冲突的场域，则是在工厂以及整个劳动的关系之中。而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里，问题的主要症结从生产转向消费时，文化的层面则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形成中的社会运动本质上与工人运动不同。这当然绝不意味着工人所处的不利世界与此全然无关。而是说，工人运动所采取的行动，就社会学上的意义而言，与五月运动不同，可是在历史层面上却相互融合。这也说明了五月运动的另一个暧昧与矛盾的特色，亦即运动虽然由学生发难，并扩及工人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以致引起全国性的大罢工，可是运动真正触及的却多是工人及各阶层中的年轻人。
　　
　　相反地，其他大部分的工人及受薪阶级，似乎满足于将保护他们权益的行动交予工会，要求的多只是停留在短期性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等技术性问题上。就这点而言，68年五月运动里，最保守与最相信现代官僚资本主义诱饵的，矛盾地却是理论上应该是最革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工会团体，非但不是整个运动的前卫或先锋队，运动的初期甚至还采取敌视的态度对待学生。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运动中及运动后广为流行，但法国共产党由于无法掌握社会的脉动，因此它的政治影响力在五月事件中受到严重的挫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五月的运动并非是工人运动的新化身，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运动的雏形，展现了新的主题与新的行动者。整个事件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外表下，存在的不只是某些所谓地简单的边缘性问题，激进式的冲突与革命的可能也同时存在。此外，也暴露出在政治与社会的层次上，对“学生”这个概念理解的困难。无论是在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存在这个范畴，忽视将现代的青年视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现象，或者是某种与传统不同的新的年龄类别。正是理论上的这种漏洞，使得整个事件仿佛从天而降，毫无预警似地突然发生。
　　
　　学生以及整个青年之所以成为事件的主体，是因为他们已经真正为社会革命的一极，彻底地与典型地具现了现代个人深层的及普遍的生存状态。在经济发展的国家，教育已经不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的传递，而是某种具有决定性的生产与发展的物质力量，大学则正是这整个系统的重要一环。学生事实上并非是一个职业类别，而是一个既接近又远离整个社会矛盾与张力的场域。革命的行动不必然完全是以社会边缘分子的导向为主。相反地，却是位于社会结构矛盾核心的学生，这些人与国家机器的发展与转变紧密相连，与整个政治与经济体制性的统制直接冲突。因此，在不同形式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笼罩下，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直接是以劳动者的身份，成为运动的主导，不再是如以往，是被压迫或苦难沉默大众的代言人。
　　
　　68年五月的另一个特色，是整个运动虽然充满了政治性，可是与此同时，难以置信地却又是充满了节庆式的成分。在过程中，镇暴部队与示威游行分子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警棍乱舞、石块齐飞，处处是被焚的汽车与催泪弹。然而在街头巷尾的惨烈战斗中，部队并无真正开火射击，双方仿佛有默契似地努力克制，避免使事件成为一场生死斗争。
　　
　　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未演变成无情的杀戮，可是却无法恢复制度本身的尊严。反而使整个大学的、社会的与政治的规范与法律丧失了原有合法性的基础，替整个事件的节庆化敞开了大门。因为统治权威的破产、社会规范的解体，突然间解放了所有在制度中被压抑与禁止的事物。国家权力的真空使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假期状态，所有曾经“正常的”、合法的与制度化运作的机制全部销声匿迹。
　　
　　在教室、街上、工作间、办公室，另类的声音出现，以往没有发言权力或欲望的人开始相互倾诉。原本不相识的人，也变得和蔼可亲，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距离与藩篱突然撒除，涌现出一种独特的再社会化情形。这不仅存在于普通人之间，也出现在政治立场上不同的派别里面。
　　
　　事实上，当时参与运动的分子相当复杂，诉求也各自分歧。譬如无政府主义者与国际造势主义者（L’internationalesituation－niste）倾向于坚持此时此地的斗争，强调在大学的内部反对大学的必要；而托洛斯基派与毛派分子则主张将眼光投射至第三世界的革命，希望将资产阶级的大学转向为工人大众服务。这些在政治光谱上潜存的对手，却共生共存，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整体。
　　
　　整个巴黎在烽烟四起、街堡处处的状况下，散播出一股节庆般似的无名兴奋。这种节庆感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性的消遣，根本上是对某种生存需要的向往，可是却一直遭受到所谓的“正常”社会与常态政治的抑制。就这层意义而言，五月的运动又是充满了政治性的、非暴力的普遍性友爱和人际沟通的重新建立，与冲突时的暴力性，矛盾地构成了整个事件的一体两面。
　　
　　依照摩林（EdgarMorin）的说法，整个事件在文化上对法国社会至少产生两个重要与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工业社会以科技与经济挂帅的意识形态丧失了它原有的魅力。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经济的成长、都市化的增加、教育的延长……等，这些曾被视为是绝对进步的象征，如今突然显露出一种反动的面貌。
　　
　　对进步概念的质疑事实上虽然早已有之，可是皆未如这般地断然地被视为是反动的，并且批判的声音是来自于强调进步主义的社会内部。人们开始“质”问官僚化、科技化、效率化的生活，难道不会带来无止尽的压迫与精神的变异？所谓的疯狂难道不正是潜藏在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理性之中？事件之后，社会虽然继续前进，可是一切已不再一如往昔般地确定。
　　
　　其次，它有利于某种新的时代精神涌现。在对既有社会质疑的同时，某种深层的渴望，以不同的形貌酝酿、渗透与扩散，人们不再如六十年代般地压抑与克制。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者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desir）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面。媒体也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亦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
　　
　　必须指明的是，68年五月的运动虽然与美国加州青年文化运动的内涵有些类似，含有对自由以及团体生活的渴望，可是本身却并不包括新女性主义、生态保护意识、差异性文化（cultureofdifferences）……等议题。它只是一个断裂，然而在效果上却开启、加速与扩大了以上这些运动在法国的发展。
　　
　　此外，就政治层面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与分析架构，是惟一比较能够贴切地呈现现代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理论武器，以致一股泛左翼的思潮在68年五月事件之后逐渐成为主流。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套语言，虽然成为参与者以及事后诉说者共同的基本沟通与思考工具，可是它并无法完全真正解释整个运动的独特性质。它的流行只是暂时填补与回应对所发生事件的了解需求。特别是各派对未来革命形势的预测，在现实世界里相继落空之后，整个左翼的思潮开始逐渐回落，在激烈的自我批判中，寻求新的出路。后来所谓的“新哲学家”（nouveauxphilosophes）事件，即是其中一段比较突出的插曲。68年五月的事件，给法国的左翼带来了极佳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无比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事件之后虽然影响力扩增，可是同时却也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68年五月事件发生至今已历卅载，有关的文献与研究也早已多不胜举。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人们不断地谈到68，可是深入地讨论却相当困难。不仅当年参与者的记忆经常摆荡在两个极端，不是热烈拥抱式的怀旧，就是对过去的行动全然的否定。甚至相关的研究，经常也是站在某些预设的既定立场，一厢情愿式地对整个事件投射出自身的欲望或焦虑。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算是费黑（LucFerry）与柯诺（AlainRenault）二人合著的《68年思想》（Lapensee68,Gallimard．1987）一书。由于68年五月运动之后，某些被称之为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家的著作蔚为流行，作者即想当然耳地将这些被归类为“反人文主义”的论述，直接地联系至68年五月的运动，不但认为前者是后者指导思想，并且充满道德口吻地指责法国目前弥漫着一股所谓的虚无主义与此有关。
　　
　　事实上，事件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对上述思想家的著作不仅完全陌生，所持的立场，无论是或明或暗，也与其截然不同。自主的要求、存在的困境等议题与主体的消失、人的死亡、意义与历史的终结等，并无必然的关联。从巴黎大学索邦（sorbonne）分校、墙上所写的“阿尔杜塞无用”（Althusserarien）这句著名口号，即可略知一二。此外像福柯（MichelFoucoult），如我们所知，68年以前，他对学运的态度也是相当的保守。至于拉岗（JacquesLacan），当时更是不会有人认为他的著作与社会或政治运动有关。《68年思想》的作者完全未注意到，是由于五月运动的挫败之后，整个社会气氛与时代精神与反人文主义的思潮相互契合，才是真正导致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广受欢迎的原因。二者之间真正的关系并非是思想的，而是由于二者共同处在反叛的境遇之中。
　　
　　按照一般的想法，革命应该只会发生在贫穷、落后与动荡的地区，可是1968年的五月，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毫无预警，首次自主地出现了一场准革命性的运动。整个事件所代表的意义非凡，经常甚至有人将它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布尔乔亚革命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并列。夸特罗其与奈仁两人合著的这本专书，虽然不能说是有关这项议题的权威之作（其实到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可是却是一个极佳的入门读物。夸特罗其在前半部，排除枯燥的历史性叙述，代以散文诗般的描绘，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气氛。而奈仁在后半部，则补以严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感性，一理性，完美地提供了一个了解1968年五月运动的初步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