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玛丹增以和自然对话的方式来懂得自然，从自然的神秘启示中寻求出路，一切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思想的升华，给他信心，给他力量。他以超脱世俗的姿态来完成个人的修行，从自然中寻找智慧。自从人文主义启蒙以来，人类一直以自己是世界的主宰自居，但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发现世界才是人类的主宰，自然是不可冒犯的。人类已经铸成大错，只有向自然忏悔。嘎玛丹增正是一个以低姿态来向自然学习的孩子，他发现自然是那样美，那样强大，世俗世界与自然相比，显得那样渺小。他视生命就像一滴水，“一滴水的来世是什么？一滴水的开始和一条河的结束，是否意味着时间也会结束？我没有走去精神故乡之前，时间于我，就是宿命。或许，同源一脉的吴哥神灵和西藏神灵，因为一条河，只有发生，永远都不会结束。恒久恒新的是时间，还是生生不息的神灵？”

六、颠覆性、探索性的文本实验

嘎玛丹增的散文是体验美学的，也是在场主义的，但他不满足于原有的表达方式，个别篇章开启了意识流式的深度探索，将人格的二元对立和生命的多层状态释放出来，形成一种不断变换的、矛盾性的文本表达方式，从而揭示了生命的复杂性。

《神启猎人》是嘎玛丹增最为重视的一篇，它对灵魂的拷问与自我剖析达到一种极致状态，角色的变换让文中的他出现多种模式，一种是生理欲望意义上的人，一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一种是宗教意义上的人。他在三种角色中来回跳跃，分别是：需求者、修行者、忏悔者。

《神启猎人》是以作者得到鹿鞭开篇的，喝下鹿鞭酒让他产生了生理的快感和占有的欲望，当林业局的拉布赠送给他一副鹿鞭时，他感到羞愧，并为自己一面关爱生命，一面剥夺生命的虚伪性而自省。他看到鹿鞭是血肉模糊时，一面觉得有罪，一面又用鹿是不小心摔死的这个说法来为自己解脱。在这几段描写中，原欲，罪恶感互相搏斗，并在一种自欺的情况下达到调和。

接下来的叙述，打乱了时空间结构，分裂成碎片穿插到文本中去。这种叙述方式很少在散文中出现，因为散文是个自我在场的文体，多数情况下是按时间顺序来组织的。只有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构。嘎玛丹增打破了常规，在这篇散文中，外围是到类乌齐采访的故事，和皈依修行的故事，中间是在乌冬山打猎的故事，核心是在行刑队执行死刑的故事。这三个故事是拆散了写的，随着意识的跳跃交替出现。入伍时在行刑队执行枪决的经历和在乌冬山试图打死一只白马鸡而突然见到神庙的经历转换之中，呈现出意识的流动和人性的纠结。他以拉近镜头的方式逼真地描写犯人被模拟行刑时的恐惧，又缩回来写犯人流露的恐惧成为如今挥之不散的心理阴影。他一边为当初摆脱农民身份而参加行刑队懊悔，一边却又为没参加对越战争而遗憾，良心的谴责和内心的欲望是高度对立的，但又同时盘踞在心间，无法调和。忏悔者的痛苦和需求者的欲望包裹在修行者的意念之中，展现了一种极为复杂、矛盾的心态。在忏悔的同时，他又走向一只并不打算飞走逃跑的白马鸡，试图猎杀它。但是，在接近的那一刻，他看到了嘎玛丹萨寺，幡然顿悟。“神启”二字由此而来，但值得一提的是，“神启”也是柏拉图的理念，他认为复制生活的作品是低俗的，神赐予灵感的作品才是崇高的。嘎玛丹增的散文带有浓浓的“神启”意味，是一种神性写作。

尽管嘎玛丹增写的是他的个体生命体验，但是这篇《神启猎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类矛盾心灵的缩影，人类始终在同时扮演“猎手”和“医生”两种角色，一方面在杀戮生命、破坏自然；一方面在拯救生命、保护自然。可以说，人类就是在满足物质欲望之上的忏悔者，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妨碍人类的忏悔。在这种文明发展模式下，人类是否有一天会成为大自然的终结者呢？

当宇宙面临毁灭时，阿莫西斯说，要有光，光可以拯救宇宙。当人类面临毁灭时，嘎玛丹增说，要有爱，爱可以拯救心灵。“即便今生找不到那个存在，那个存在一直看着我们。相信，就是爱，爱就是经过。你所经历的一切记忆，都将在光中复活。”

嘎玛丹增在不断地探求中，接近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他看来，也许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至少可以追求个人内心的完美。“我好像已经不再缺少什么，好像又缺了全部，贫困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金钱，可供我继续荒芜。我的日子必然蓄意火把。蓄意垂直的光线。我知道，我的心灵黑夜，就像熊的胆汁，已被但丁反复描述。或许有一扇光亮，已经在途。”“我等着那一刻，有垂直的光线落下来。什么都不用想了，只驻耳聆听，光线落地的声音。”

是的，有了那束光，他就听懂了神的声音，也就懂得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