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正的写作者理所应当成为人群中一个沉默的影子。他们在拥挤不堪的喧嚣中若即若离，既不会欣喜若狂，也不会悲痛欲绝，一切的纷繁复杂与变幻无常都被他视为指间升腾起的缭绕香烟。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没经历过爱情，但他却是爱情的殉道者；他天生孤僻，但这并不妨碍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他的文本世界中，佩索阿手持多棱镜，将自己解构为多个人物，那些“异名者”从佩索阿本人的思维体系中诞生，站在他的身后，阐述着各自的观点和态度，佩索阿本人则在字里行间被消解，与其说他在寻求内在的多维发声，不如说他基于对“我思故我在”的怀疑，创造了一尊以自我为神的千手观音像，这无疑是专属双子座的表达方式。

佩索阿堪称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在有生之年只出版过一本诗集，别人眼中的他也只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职员。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文学界重新发现，被评论界称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誉为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鲁·聂鲁达齐名的二十世纪诗人。在《不安之书》中，佩索阿以接近五百个题目的碎片式写作实现一个诗人对世界的告白。没有布局谋篇的预设，单纯描摹着自身对当下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如今，世界只属于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和躁动不安。事实上在今天，获得生存和成功的权利和获准进入精神病院有着同等的基础：缺乏思考能力、不道德和精神狂躁。”然而，这里的“不安”不仅是忧虑和烦恼，更是指向一种趋于延异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

在佩索阿所建造的纸中城邦，他时而化身为矛盾的虚无主义者，诉说着向下的情绪：“我可以很暴力，也会有强烈的冲动，有时缺乏斗志，有时敏感，时好时坏，时而卑贱，可从没有一种情绪能够持久，从没有一种情感能经久不衰，能够融入我的灵魂。”时而又开启说教模式，集结尚未爆发的社会顽疾并且给出诊断：“我对世界的奇异景观和事物千变万化的状态观照越多，就越发对万物与生俱来的虚假和现实所展现出来的伪价值深信不疑。”作为一个远离物欲和情欲的写作者，这便是佩索阿对自我裂变进行病理分析向内外延伸的两个切入点，他以笔为手术刀，深入剖析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人类精神的共通性。

对于佩索阿来说，他的日常生活在工作和写作两个状态中不断切换，工作是取代抑郁情绪的额外活动，写作则是一种惯性，沉浸于其中便可以忽略甚至忘却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倾听微不足道的声音，感受类似于神秘主义的宗教力量。对万物的质疑态度使他坚信，世界的构形来源于众人想象的具象化，自我即是分裂的自我，每个人的生活就是成为另外一个人的，他不可能在今天感受到昨天的感受，因此史实不可信，它仅仅是目击者的“动态解说”。为了不沦为行尸走兽，他给自己披上一套现实做成的盔甲，短暂的与世隔绝只为以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然而卸下这身保护色，生活又还原成了难以负荷的模样。

爱德华·蒙克在《呐喊》中所表现的是，内心深处的恐慌和焦虑的人被社会的枷锁压制为一张变形且扭曲的脸，与此相对，佩索阿却只在自我质问中流露出戏谑的讽刺：“在我的内心中，有着何等的地狱、炼狱和天堂啊！可谁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都与生活相悖——我，是如此平静，如此安详？”他看到了我们作为我们不是东西，奴隶一般短暂而悲凉的活着，可悲的是，灵动的思绪难以负载沉重的肉身，他还未走到知天命的年龄就告别了人世。

“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永远当一名薄记员，而诗歌或文学只是一只落在我头上的蝴蝶，用它的美丽来衬托我的可笑。”也许是身为写作者的他过早地揭示出了存在的真相，渐进困厄之境；也许是这个世界太复杂，对于一个真实诚恳地把自己解剖到虚弱无力的小职员更不宜久留。

在这里，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不了解未来，也不再拥有过去。